年），不僅教會內部意見相左，歐洲與在華教士互相辯駁，最終連教皇與滿清皇帝也發生了爭執。

同時，儒家學者對基督教也心懷敵意，他們對基督教教義中的原罪說、處女受胎說及耶穌的神性等問題都抱著一種理性的懷疑態度，對本國文化中的儒、佛、道三教則採取了一種保護的姿態，對風傳的傳教士和教徒亂交，拐賣兒童、挖取死人心和死人眼的做法亦深惡痛絕。其中的代表人物為楊光先（1597　一1669　年），其人排斥基督教不遺餘力，如摘出耶穌會會士記述漢人為希伯萊人之後的文章來挑撥民族感情，還指控南懷仁用符咒鎮魔先帝順治云云。這使得迷信薩滿教的清廷大為震動，擬將南懷仁處決，幸而此時發生了地震，清廷認為是天象示警，南懷仁才逃過一死。不過在此之前已有5　名基督徒歷官被處決了，而且因為基督教徒們的禮拜儀式大似秘密會社的集會，所以基督教仍舊受到官方的懷疑。

入華耶穌會會士在歐洲也受到了打擊。1700　年巴黎會議之後，在京的耶穌會會士為了自衛，請康熙下了一道支援中國傳統禮儀的聖旨，這無異於火上澆油，因為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看來，康熙無異於越姐代疤代替教皇裁斷神學問題。分別代表葡萄牙、法國和不同教派利益的基督教教士們此時則開始破壞耶穌會會士好不容易才在北京取得的成果。在中國皇帝與教皇的爭論中，耶穌會會士大多站在中國皇帝的一方。康熙曾派耶穌會會士赴羅馬將其69　道聖旨宣示教宗，結果卻導致羅馬於1715年頒佈了否定耶穌會做法的教皇諭旨。

入華耶穌會會士的歸化政策在100　多年中得到了滿清朝廷的接受，終康熙一朝，他們都被視為有用並且可以信賴的人才。此時頒佈的教皇諭旨否定了耶穌會會士的做法，這就讓人感到難以接受。康照曾派一名耶穌會會士繞道俄羅斯赴羅馬交涉，但教皇做出的惟一反應卻是更為嚴厲的拒絕。1722　年之後，雍正帝開始驅逐日漸卷人宮廷鬥爭的耶穌會會士，並大力鎮壓在華教士的傳教活動。許多教堂被充公，除了北京之外的各地教士不得不轉人秘密活動。1724　年雍正在《　聖祖聖諭》　中加了一條批註，指責基督教為“異端小教”。1742　年羅馬頒佈的另一份教皇諭旨為此後200年（直到1938　年）的禮儀之爭奠定了基調，要求人華教士必須嚴格宣誓拒絕“中國的禮儀”。乾隆執政時期，京師之外的傳教士一直受到官方的打擊迫害。他們不得不改裝換面，遠走窮鄉僻壤。教友聚會受到了限制，而對基督教的敵視思想亦開始深入民心。

早期中俄關系

中國與歐洲的海上往來以及在京耶穌會會士發往歐洲的信件，往往使西方人忽略了中俄透過西伯利亞進行的陸上交往。當然，在這條路線上俄國人面臨著更大的後勤問題。歐洲人能用船將整支自給的機動部隊開到馬六甲或廣東而並無沿途出入異國國境之累。海上調兵遣將往往也比較便利，而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乘坐的帆船也能比駝隊運載更多的貨物。

俄國人在西伯利亞地區逐步進行殖民擴張，程序緩慢但獲得了相對持久的成果。俄國人於1637　年就擴張到了太平洋西岸，幾乎與英國人發現美洲新英格蘭地區同時，此後在向東亞地區進行滲透時卻落在了從海路而來的西歐人之後。如果說英國人的艦隊像一陣威力巨大但難以持久的颱風攫取了東亞，那麼俄國人則像一條冰川在此進行緩慢的殖民滲透。今天美國人與遠東的海上交往也繼承了西歐的傳統。俄國的做法與西方的做法是迥然不同的。

俄國人於1580　年左右開始從奧伯河（Ob　River）流域北上，在幾條匯入北冰洋的大河沿岸地區進行擴張。那裡的氣候和地形都極其惡劣，人煙稀少。莫斯科派到此地的官員都是腐朽的寄生蟲，他們設立由釋道相連的邊防站，向當地人民徵收動物毛皮。由於糧食供應缺乏保障，俄國的探險家們開始尋找一塊產糧區，於是很自然地來到阿穆爾河一帶，從這裡他們透過驅船或雪撬可到達較為富饒的土地，而＿且從這裡也可以人海。1643　年以後，雅庫茨克的哥薩克部隊開始沿阿穆爾河一帶與當地部族交戰井建立起軍事據點。其他幾路哥薩克遠征部隊則經貝加爾湖南下葉尼賽斯克（即雅克薩，Yeni　…　seisk　）　，於1656　年在阿穆爾河主要支流上的涅爾青斯克（舊譯尼布楚，Nerchinsk　）建立了據點，後又於1665　年在阿爾巴金（Albazin　）以東修建了永久性的哨所和碉堡。

俄國人在阿穆爾河修築哨所與清朝發生了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