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時期耶穌會會士在皇室中發展了許多教徒，連崇禎帝也漸漸轉向了基督教。會士們將大約7000種西文圖書帶到了北京。17　世紀時會士與皈依的中國學者合作譯出了其中的大約380　種著作這些書多為神學著作，但也有一些涉及天文、數學、地理、醫藥、氣象、機械、解剖學、動物學、邏輯以及歐洲政治和教育制度等方面的論文和專著。

明清易代使得不少中國學者對政治失去了興趣。西方的科學與基督教的倫理思想吸引了一大批士大夫皈依者，他們可謂中西文化交流的真正先驅。其中最著名者當屬徐光啟（教名保羅，　1562　一1633　年）。徐氏於1604年得中進士後成為翰林，在此之前他就已經飯依了基督教。他與利瑪竇合作翻譯出了歐幾里德的《　幾何原本》　一書。徐光啟於1632　年入閣成為大學士，此後他將耶穌會士介紹進了上層官員的圈子，並協助他們透過文言著作來宣傳基督教義。“徐保羅”和湯若望神父還幫助朝廷搞來一些火炮之類的西方軍械。在抗擊滿洲人的入侵時，湯若望曾於1636　年主持一家軍械鑄造廠，製造了約20　門大炮。簡言之，西方的技術比其宗教更為受到中國人的歡迎。

滿人於1644年人關後，湯若望繼續在清朝的欽天監中任職。康熙幼年時經常見到他並稱他為“爺爺”；　後來他允許傳教士在北京建造一座天主教堂。在康熙統治中期，在京耶穌會會士使團發展到了巔峰。他們與最高統治者保持著良好的私交，甚至天天晉見皇帝。某次康熙染病，他們將金雞納霜進上，治癒了皇帝的病，結果更加贏得了康熙的信任，後來還奉旨採用西方技術勘測各地以繪製大清帝國的地圖。他們的身份等同朝臣，和眾臣一樣對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禮，並與百官禮尚往來，在朝中廣泛結交了許多朋友。

中西文化關係

耶穌會會士可謂中西文化交流的開路先鋒。他們力圖彌閤中西，結果卻受到雙方的一致攻擊。不過有意思的是，攻擊主要來自歐洲基督教中其他教派的教士。歐洲主動與中國取得了聯絡，相對中方而言起初卻受到更為巨大的文化衝擊。透過耶穌會會士的輾轉介紹，啟蒙時期的歐洲將中國想象為一個具有不受宗教約束之自然倫理觀的古老國度。這種觀點被伏爾泰及自然神論者、重農主義者一再稱引。18　世紀時歐洲大盛“中國風”，他們不僅對儒教的理性思想、倫理道德和仁君思想予以理想化，而且中國的建築風格、瓷器、傢俱和室內裝演亦風靡一時。

耶穌會會士作為首批入華的西方技術專家，在京城的宮廷裡擔任著天文學家、翻譯官、繪圖師、畫家、建築師及工程師等多種職能。他們在圓明園主持修建了巴羅克風格的宮殿、仿凡爾賽宮的西式噴泉，滿清宮廷中一時西風大盛：不過耶穌會會士的首要任務終究是傳教，為了使從督教能在中國紮下根來，他們採取了將原則與實際相結合的“漢化”傳教方針。）這種融通政策正是他們在亞洲傳教取得成功的秘訣。正像徐光啟所說的，基督教可以“化佛補儒”耶穌會會士將四書五經視為“古人智慧”而接受下來，但將理學家的註釋統統刪而不問，同時將道教與佛教視為偶像崇拜而大加抨擊這樣，基督教就與儒教站在同一條戰線上。但耶穌會會士的這種做法受到了其他教派會上的指責。祭拜祖先到底是一種可為基督教徒接受的日常禮儀，還是一種必須加以禁止的異教崇拜。儒家家並不反對鬼神，如官員在天旱時常常設壇求雨，這又應如何對待？許多基督教神學家認為，耶穌會會士們的“漢化”政策超過了限度，他們為了使中國大夫接受基督教犧牲了太多的信仰原則。因為中國人說到底並沒有“天主”的概念，他們的“天”和“神”都不足以用來描述“God”（上帝）這一精神實體。

17　世紀40　年代，從菲律賓入福建傳教的多明我會修士和聖方濟各會教士將禮儀問題上呈羅馬教廷仲裁。他們原先在文化相對落後的墨西路及菲律賓傳教，由於當地並無強有力的統治力最取阻止教士的滲透，因而這些教士的傳教方式與來華耶穌會會士大不相同。他們來華後一反耶穌會會士的成功做法，以下層民眾為突破口，走街串巷進行傳教活動。1710　年中國共有59　名耶穌會士，29　名聖方濟各會教士，18　名多明我會修士，15　名主要來自法國海外傳教團的世俗傳教士以及6　名奧古斯丁修會會員。單是耶穌會在中國就有70　處傳教駐地和208　所教堂。當時天主教共有30　萬教士，但羅馬教廷內部爭權奪位十分嚴重。“禮儀之爭”延續了一個多世紀（約1640年至1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