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成功地剪除了節度使們的兵權。他設法降低這些人的職務或乾脆賜以高官厚祿讓他們賦閒養老，從而將軍隊直接置於朝廷控制之下。透過這些措施，宋太祖消除了使唐朝滅亡、造成五代十國那種混亂局面的藩鎮割據制度。

不過，宋太祖的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亦造成後世宋兵面對外侵積弱不振的局面。宋一代的武功遠遠不及漢、唐兩朝。宋朝既未能重新控制北越（安南）地區，亦未能將勢力擴充套件到中亞或塞北一帶，甚至連收復遼國在926　年吞併的燕雲十六州也遭到了失敗，因而不得不向遼進貢30　萬兩白銀、絲帛的歲幣。在西北，宋朝亦受到黨固族的威脅。黨固人在甘肅及河套地區建立起強大的國家，並於1038　年定國號為“夏”，史書中亦稱之為“西夏”。在一次對西夏的用兵失利後，宋朝亦於1044年開始向西夏輸貢。這樣，遼、宋、夏三國在軍事與外交上就形成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政府與文官制度

太祖及其繼任者在首都設定了一批行政機關，與唐相比，這些部門更為直接地控制在皇帝手中。例如，唐朝後期出現的兩種機構在此時成為重要的機構，而且一直延續到後世：其一為翰林院，原先是為皇帝起草詔浩的機構，在宋朝成為向皇帝提供諮詢的主要機關。其二為兵部。唐時三省中有兩省的名稱沿襲了下來，其下設六部及其他行政機構，其功能同唐門下省同。另外還有兩個重要機構，一為御史臺，後逐漸發展成為一整套監察百宮的體系，另一個是三司，負責管理諸如國庫、賦稅、專賣等財政事務。與唐代不同，宋代牢牢控制了帝國賦稅的收入。由於這個原因（以及總體的經濟發展）；　11　世紀早期的政府收人是有唐一代歷史最高記錄的二倍，開國不久便積累了巨大的收支盈餘。

宋時中央集權的程度得到史無前例的加強。國都開封曾是五代的國都，位處大運河與黃河的交匯處，儘管屬於中原腹地，但與長江下游產稻區的距離比長安近了六百來裡。宋朝在行政區劃方面仍襲唐制，但增加了“道”（後改稱“路”）的數目，與唐相比，“道”對州、縣的權力也增大了，而且為了避免重蹈唐朝藩鎮割據的覆轍，“道”的管轄面積、行政功能與相應的軍事機構與唐時相比有著明顯的區別。

太祖及其繼任者致力於將統治權力控制在皇帝手中並擴大朝廷的權威，這使得宋朝中央集權的程度得到空前的加強，在某種程度上也更趨專制了。因此，中國在接下來的1000年中常常被稱為是“專制的時代”而有別於宋朝之前的“貴族時代”。不過這一說法不盡符實。儘管所謂“天命”理論中蘊含了造反的根據，中華帝國在理論上基本是專制政權，在實踐上當強有力的統治者在位時更是十足的專制。如果說前後有什麼變化，那就是統治階級已從貴族轉變成了官吏，專制制度變得更為有效，因此也更為成功地維護了大一統的統治。宋朝的主幹力量來自於當時發達的文官制度。這在很大程度上亦得益於日趨完善的科舉制度。宦官及百官之外的人員被成功地擋在了政治權力之外。當時規定，高官大員之間不得聯姻或同宗任職，並且禁止外戚、妃殯和皇族成員干政，可見當時政府的統治是何等公正廉明。

行政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政府從下層官員中選撥人才並准許高官委任親屬甚至賣官謄爵，但最主要的原因卻是科舉制度。從997　年到1124　年，平均每年有200多人透過科舉步人仕途，當時1　。　2　萬名甚至更多的高階官僚隊伍中有一半以上皆來自於科舉。此外，獲得功名的人實際上也古據了朝中的顯要位置。科舉分好幾種，其中進士一級最受尊崇。進士考試以策論取士，注重推理與創意，在11　世紀晚期其影響遠遠超過其他考試。當時的考卷以數碼代替人名，並且謄抄出來以防因筆跡洩露而發生舞弊現象。

1065　年之後，科舉每三年舉行一次。科舉分三等，首先是各省舉行的鄉試，中舉者（機率一般為上％一10　％　）可進京參加會試，考中者（大約是10　％　）參加殿試，透過者獲得進士出身，即可任職為官。落第者往往一試再試，結果新科進士往往從十幾歲的少年到七十兒歲的老翁都有，儘管其平均年齡一般為35　歲左右。官員的升遷依賴如下兒個因素：任職的時間、政績及考銼、科舉時取得的功名以及上司的提攜等等。按制度，某些高階官員有舉薦下級官員的責任。被舉薦者不得是舉薦者的親屬，但舉薦者必須對被舉薦者的行為負責，有時甚至會連坐治罪。

文官制度成功地將大量人才收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