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融通闡發（acodation　）的漢化方針，他們首先面向上層人士傳教，並且在日常生活中儘可能地採用中國的風俗習慣，同時避免與在澳門的葡萄牙籍商人發生干係。他們到中國不久就脫下僧袍，換仁了儒服，也並未直接開展傳教，而是透過與儒家學者們談天、辨論，用三稜鏡、自鳴鐘和地理知識來激發他們的好奇心。他們官話講得十分流利，並且通曉四書五經。憑藉這些有利條件，利瑪竇得以將基督教作為一種可與儒學相提並論的知識和倫理體系介紹給了中國人。

1601　年，利瑪竇像中國的有學之士一樣，受到高官的賞識，並且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住所。他貢上的兩座自鳴鐘和一架鋼琴引起了皇帝的興趣，於是後者召見他及其同事進宮演示這些機器。利瑪竇最終使皇帝明白他並非貢使，並且作為一名學者接受皇家的俸祿。幾年之內利瑪竇及其同事發展了大約200　名教徒，其中有一些還是政府的官員。

利瑪竇的繼任者發現，他們可以利用西方天文學的成就來修訂中國的歷法。在中國，天子必須格外注意曆法，以求精確預報天體的執行和四季的變化。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北京的欽天監分別由漢人與回人歷官把持，但無論是夏曆還是回曆都不夠精確，如預報1610　年的一次日食便出了幾個時辰的誤差。1622　年來華的德籍耶穌會會士湯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上Von　Bel上）　精通天文，後來他在滿清官廷擔任過欽大監監止的職務，並於1632　年在宮廷舉行過彌撒。

晚明時期耶穌會會士在皇室中發展了許多教徒，連崇禎帝也漸漸轉向了基督教。會士們將大約7000種西文圖書帶到了北京。17　世紀時會士與皈依的中國學者合作譯出了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