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發耕地、種植快熟稻種促進了糧食增產的結果。古代種稻在插秧後150天稻子才會成熟。自從南越引進早熟稻種後，成熟期減到了100　天，之後又從6O　天減到40天，而到了19　世紀只需1　個月即可成熟了。這樣就有可能種植雙季稻或3　季稻。另外，美洲的玉米、甜薯、菸草和豌豆也於16　世紀末、17　世紀初傳入了中國。甜薯成為南方窮困人口的主食，因為它能在無法種稻的沙壤土中種植，而且產量超過任何一種作物。除去以上原因，衛生保健條件的改善、外貿和工業手工業的發展以及國內經濟的繁榮也促進了人口的增長。不管清代人口增長的原因是什麼，這種增長並未引起清代統治制度的相應發展。人口雖然增長了一倍，但民政、軍事卻日漸腐敗，國內問題也日趨尖銳。這與人口的增長自然不無關係二管理不善，於是問題叢生；問題越多，管理越發腐敗。這種惡性迴圈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可謂屢見不鮮。不過由於19　世紀末、20　世紀初西方勢力的侵人，傳統的中國政治和社會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由於西方的介入，清王朝的衰落是一種“扭曲”了的複雜過程。

五、早期的中西交流

西方的擴張歷史我們都已耳熟能詳。西方人從自身的狹隘角度出發，認為歐洲人是在希臘一羅馬和猶太－基督教的“優越”文化傳統驅策下向外征服全球的。歐洲人把他們今天的成就歸功於中世紀（即中國的盛唐時代）以後城市的發展，並且強調十字軍東征、商人階級的壯大、威尼斯與熱那亞的商業繁榮及義大利一西班牙對印度洋香料生意的控制等因素。但在中國人眼裡，地處亞歐大陸西北一隅的歐洲既不產稻米、蔗糖，也不產茶葉、棉花，那裡的人大約是為謀生計而被迫出外經商、而且就像前代的“蠻族”一樣紛紛湧人中國的。

不管怎麼看，中國在唐宋乃至馬可？　波羅時代的元朝，無論是面積還是發達程度顯然都遠遠超過了中世紀的歐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中國文明影響著歐洲而非相反：首先是絲綢，接著是造紙術和印刷術，以及瓷器、弩機、鑄鐵、河閘、手推車、船舵、羅盤、火藥等等都是從中國傳入歐洲的。與物質技術相媲美的，是中國的官僚統治制度，包括稽查論核制度二簡言之，歐洲人的擴張做法，不僅反映了他們的貪婪、好奇、熱情和愛國思想，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他們的落後。

葡萄牙不過是一個人口才150　萬的小國，但正是該國的海上冒險家們為近代的中西關係定下了基調。他們於1498　年繞道非洲好望角，於15511　年攻佔了馬六甲，並於1514　年抵達中國東南沿海一帶（即原先倭寇、海盜不斷侵擾的地方）。葡萄牙人要求取得與中國人平等的地位，但未獲準：其中不少人是在中國嚮導的帶領下，乘坐中式平底帆船登陸中國的，當時的歐洲人還未養成每天洗澡的習慣，航海條件又很惡劣，因此他們在中國人看來，就是一種毛髮濃重、體臭逼人的形象。首批來華的葡籍探險家們未能證明歐洲文化足以與中華文化相提並論。1517　年，“葡萄牙國工”遣使“中國國王”，使團抵達廣州時按照西方慣例鳴炮致敬，這大大觸犯了天朝的禮儀，中方官員要求葡方立刻謝罪。就像對付其他國貢使一樣，他們把使節關押進市舶司，又按中國慣例將他們解送進京與之同時，其餘的葡萄牙人則按照他們自己的慣例，在珠江河口外的島上築堡架炮準備交戰。中方下令停止貿易。按照中國的法律將這些人指為盜賊、綁匪，說他們從中國柺子手裡購買幼童云云。1522　年所有在華葡萄牙人都被驅逐出了廣州，而來華的首批葡萄牙使節則最終老死於中國獄中。後來直到18世紀中期他們才得到清政府的允許，將其貿易基地建在了澳門。中國政府在澳門四周築起柵牆，在1887　年以前一直定期向葡萄牙人徵收地租和關稅。晚明時葡萄牙人在亞洲的活動與荷蘭人相比，幾乎就黯然失色廠：後者於1641　年攻佔了馬六甲，但在此之後他們主要是在東印度一帶擴張勢力。

耶穌會士來華傳教

歐洲人是以商業和宗教這兩種途徑接近中國的，不過起初宗教交流就很活躍、明末清初，一批來華耶穌會會士由於精通中國文化而獲得高官的賞識，最終打進中國宮廷並且還擔任了職務。

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瑪竇（Matteo　Ricci　；　1552　一1610　年）。他於1582　年受教廷派遣入華傳教。他是義大利人，身材高大健壯，碧眼長髯，聲音洪亮，個性鮮明利瑪竇及其同事入華之前在印度和日本已積累了一些傳教經驗，入華後同樣採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