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戰爭及其造成的破壞，與歐洲30　年戰爭（1618　一1648　年）那種有組織的燒殺劫掠相比，只是小巫而已。不管怎麼說，明朝的政治與社會秩序極為穩定，以至於在清兵人關後的267　年（1644一1911　年）間幾無大的變更。可以說，中國在滿清兩三百年間是循著傳統格局向前發展的。

不幸的是，在此期間歐洲卻經歷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現代化發展：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民族國家的興起、法國大革命和產業革命及隨之興起的全球性擴張和新世界的發現。在中國很難找到與之完全對應的歷史事實。此時的歐洲風起雲湧，正席捲整個世界，而中國對此卻茫然無知而完全置身局外，乃至進入19　世紀時，不僅在物質文明和工藝技術上，而且在經濟和政治制度上都落在了西方的後面。東亞長期穩定的局面帶來的只是落後與貧窮，與歐洲相比不免相形見細。不過這並不表明明清兩代便是歷史的倒退，此間取得的成就亦不容否認。如果能更好地瞭解這幾百年來的中國歷史，我們應能發現不少的革新和發展。中國社會遠非停滯不前，不過與西方相比其步伐較慢，程度較淺罷了。中國人向來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這是造成中國發展緩慢的原因之一。社會領袖均致力於維護傳統，任何新生事物都必須納入傳統的模式之中。西方人自19　世紀起信奉的是進步的理想，而明清時的中國人卻唯恐越過古人的雷池一步。

對漢、唐、宋的推崇同時也加劇了漢人對蒙古人的深惡痛絕。而這種對異族統治的憎惡更導致了對外來事物的普遍排斥。這種心態到後來逐漸發展為對中國以外任何事物的漠然態度。在逃避外界的同時，中國人日益“內轉”，本國事務成了他們注意力的焦點。宋時好古的藝術風氣和史學研究的興起已經預示了這一點、從此時起，中國對外部世界的憎惡和輕蔑，以及一味關注本國事物的狹隘視野，逐漸演變為一種民族中心主義思想這種心態操縱了中國與外界交往時的做法，使之面對外界的刺激時，無論在思想上或心理上都無動於衷。這種心態與現代民族主義頗有相似之處，但是也有很大的差異。民族主義者之所以宣揚本民族的特色與優越，是因為他們碑醉怕受到別國政治和文化的影響，故而民族主義是競爭精神和危機感的一種表現。民族主義思想通常由是同一文化圈子內的亞文化集團（尤其是某一方言集團）提出並以此來與其他亞文化集團相抗衡。像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各民族國家的興起便是一個例子。與之相反，中國從未感到在文化上低人一等。他們也許擔心被異族征服，但從未想到過他們的文化會被外族文化所同化。因此，中國的仇外思想是與高度的文化優越感聯絡在一起的。即使它在軍事上弱於那些“化外之民”；　中國也是作為一個巨大的“天朝上國”而非亞文化集團做出回應。基於這些異同之處，我們把中國的民族主義稱為“文化中心主義”，以此說明在中國人看來，構成“我”與“他者”之區別單位的是文化而非一種文化之下的國家。

造成這種心態的深層原因是由於中國一直都處於大一統的政治模式之下：與歐洲各國相比，中國具有一種驚人的凝聚力。這一凝聚力並非是由地理條件造成的。中國皇帝的聖旨從京城傳到廣東、雲南、中亞或西北地區，快馬也要走一個月，其幅員之廣超過了歐洲。所以，這種凝聚力只能從制度方面人手，從既定的社會思想和行為方面來加以解釋。中國的國家和文化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與中華帝國兩者是相等的關係。如果羅馬帝國未曾滅亡而各民族國家亦未在歐洲出現，大致便是中國這種情形。總而言之，明清兩代時的中國文化與政治結為了一體，這使得中國統治者對外來事物抱有一種冷漠、有時甚至是憎惡的態度，而“文化中心主義”思想亦成為這一時期的主導思想。

二、明代的統治

明朝的建立

元朝皇族內部的爭權奪位進一步加速了元朝的衰亡：1333　年後北方連續15年發生饑荒，緊接著黃河又氾濫成災，饑荒和水災耗盡了國庫的儲糧。到了14　世紀4O　年代，幾乎各省都爆發了起義。1351　年至1353　年，幾大起義領袖開始為爭奪“天命”的歸屬而一爭雌雄。有的人自稱為宋室後裔，有的人則利用宗教預言自稱為彌勒（未來佛）轉世，其餘人也利用秘密會社來壯大自己的力量。其中最有名的是白蓮教，該組織源出12　世紀早期的天台宗佛教。白蓮教和其他反杭朝廷的組織一樣，不得不秘密進行活動。

朱元璋（1328　一1398　年）是最後的勝利者。和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