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非律賓的西班牙殖民者是明時居住在錫蘭與馬六甲之間的一處蠻夷，葡萄牙位於馬六甲附近，英國即是荷蘭或為後者的屬國，法國人原為佛教徒，後改信基督教＜當時中國人普遍認為基督教是佛教的一個分支），而法國即是葡萄牙云云。

看來當時的中國學者對了解西方沒有什麼興趣。當魏源等傑出之士試圖瞭解西方時，他們不得不求助於西方著作的譯本。時人對西方一無所知，當西方開始橫行中國時，中國人才發現，中為年來對付外夷行之有效的那套辦法突然失靈，絲毫不起作用。

三、廣州貿易體制的崩潰

國家貿易與私營商人

印度的私人企業從一開始便是東印度公司一個不可或缺的業務領域，公司透過它們與當地發展貿易並賺取利潤。這種私營企業採取所謂“國家貿易”的方式，即由私人業主在東印度公司的授權範圍內開展貿易活動這種形式首見於印度及鄰近地區，英國公司將在加爾各答和倫敦均可匯兌的匯票轉售給英籍或印籍的“國家貿易”商人，利用後者的利潤來發展本公司的匯兌業務二為一了爭取更大的商機，“國家貿易”擴充套件到了東亞。例如，東印度公司壟斷了孟加拉的鴉片供應，然後透過拍賣形式將之轉手給“國家貿易”商人，後者再取道馬六甲海峽和印度尼西亞將鴉片轉銷到國外。英閏人和蘇格蘭人開設的私家商行為這種“國家貿易”活動提供了方便，他們組成“銷售局”，不僅投資造船業，而且也一手操辦了貨物、船隻、倉庫、保險及收取佣金的私人交易等業務：這種方式正好介於英國的商業、財經和工業擴張與現代國際貿易活動之間的分水嶺上。

印度的“國家貿易”很快做到了中國。早在18　世紀80　年代，積極進取的英國人為了逃避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控制，已然在廣州開始充任歐洲各國政府名義上的代表。這在後來成為一項定例，如1823　年，詹姆仁、開弟臣（JameS　Matheson　）擔任丹麥領事，托馬斯？　丹特擔任薩一丁島的領事：擔任這一職務獲利甚豐，無需多少資本，但需要極大的事業心與創造精神。這樣，丹特、升弟臣及其他在廣州的英國人很快就有了自已的艦隊，成立了保險公司，並開展了銀行業務。東印度公司於！　813　年停止了對英國在印度的貿易壟斷後，原先的業務交由“銷售局”辦理，而私有業主往往即是這些機構在遠東地區的聯絡人和主顧，反過來這些銷售局又成為大英帝國在全球進行經濟擴張的首選利器。在這種擴張過程中，“國家貿易”於1817　年後古據了英國對廣州進「份額的3　/　4　，迅速完成了兩項工作：首先，它為印度的產二品找到了銷售市場，並將利潤源源匯上印度；其次，它繼續為東印度公司購買中國茶葉一提供資金，英國政府在此項生意中通常能獲取很大的利潤。

中國方面的商業利益也相應地增長起來了。不過，我們對這方面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廣東是中國南方手工棉紡織．鑽及茶、糖的一個集散地，其中棉紡織品大多為“南京布”，因為當時中國的棉紡織業中心主要分佈在蘇州和松江一帶。這些出口商品不包括在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之內，而國內生產則主要面向中國國內大眾的消費。直到19　世紀，印度都是從外地進口棉花再轉銷到中國，這是印度“國家貿易”的主要進口、業務。行會商人就像一個漏斗，他們從華中原產地的遊商手中買來茶葉、蔗糖後又轉手銷往外地。當時從江西到廣東的貨運主要依靠駁船或苦力搬運，廣州的貿易額相對說來雖然不大，但它在積累資本、培養商業精神及商業利益等方面都古據著重要的地位。“廣東的商業利益”成為當時制定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

鴉片生意的繁榮

中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吸鴉片，這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英國在中印鴉片生意的繁榮，由於鴉片屬於服用上癮的毒品，它的社會危害遠比今天在英國談虎色變的杜松子酒要大得多。嬰粟在中國一早已有之，其麻醉藥效亦為中國人所認識，但直到菸草於17　世紀從美洲經馬尼拉傳入中國後，中國人才開始“抽”起鴉片。18　世紀晚期時每年大約有1000箱鴉片從印度運往中國。從1800　年到1821　年，這個數字達到每年4500　箱，到了1838　年更增至每年4　萬箱（注：每箱大約載重133　磅）。當時耽於阿芙蓉癖者逐年增加，這與上文提到的人日壓力、生活水平的下降、政府的腐敗及民眾的不滿反抗情緒無疑有很大的關係。總之，當時的中國呈現出民心渙散的時代精神：吸鴉片是當時中國人、尤其是衙門青吏差役這些與大眾打交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