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還在“今文”經書中，尤其是在《　公羊傳》　一書中，發現不少在19　世紀的中國人看來是大逆不道的思想。簡言之，《　公羊傳》　一書中的變革思想成為當時制度改革的理論基礎，這為19　世紀末對傳統思想的全面清點和開放國門做好了鋪墊。不過，“今文學派”運動直到19　世紀90　年代仍然處於醞釀階段。

19　世紀出現的另一思潮代表為“經世學派”。這一學派同樣為前代思想的復興，即反對直覺認識、玄學思考和形式主義，主張學以致用。清王朝的衰落，重新引起學者們對統治政策及其施行狀況的關注。清代樸學雖然囿於對古代尤其是古代文字的考察，不過也記錄了不少前代統治制度的詳細情況，諸如祭禮、喪服、交通工具乃至頭飾馬具的式樣等方面的內容，但是這一學派對於如何解決晚清時種種迫切的社會問題卻顯得一籌莫展。隨著晚清頹勢愈顯，學者們就像明清之際的學者一樣，開始對社會進行反思，同時對學者的皓首窮經卻不通世務也大加批判。顧炎武的著作在當時引起很大的反響，“經世致用”的口號風行一時。不過，這一學派的領袖人物仍然以維持帝國的經濟、政治制度為己任。魏源即是這一學派中的代表人物。魏源原籍湖南（　1794　一1　857　年），屬於思路開闊、講求實際的新型士大夫。他在北京時曾研習宋代理學及漢學（古文學派）；　他對這些正統學術研究的批判促成了“今文學派”運動的產生。〕　他還主張學者須講求通經致用，學問要用來解決當代迫切的政治問題。大運河停運後，魏源於1825　年著文主張透過海路將貢糧運至京師。當時的江蘇巡撫服膺其說，於1826　年把魏源的主張訴諸實踐，將巧。船的貢糧從海上運至天津，但只實行了一年便停止了。在19　世紀30　年代，魏源還曾致力於改革淮北鹽務，後又於19　世紀50　年代親自掌管該地鹽務，政績卓著。可以說，魏源是一名實於型的學者。

1826　年，魏源應邀主編《皇朝經世文編》　，其中收錄了2000餘種有關經濟和政治的文章。這成為後世此類叢書的雛型。為了引起士大夫們對時局的關注，隨後又出了10　餘種續編或補編。魏源在此之後又入兩江總督幕，得以接觸到諸多珍貴文獻，如未經發表的奏章、論著、卜疏及議案等等。在此基礎上，他編撰了《　聖武記》　一書，其中回顧了滿清對中原、蒙古、西藏、新疆和臺灣的征服歷史，以及清兵與俄羅斯、緬甸、越南及自蓮教徒作戰的赫赫武功）此書成書於1842　年，止是中英《　南京條約》　簽訂之時。

像魏源這樣關注時局計程車大夫還有一些，但不幸的是，這樣的人太少了：滿清政府一方面網羅文人學者，但同時又排除異己，這就使得清初充滿生氣的政治思想漸次摧折，淪為摘句尋章的考據之學。學者們的懷疑精神與批判思想僅僅侷限在詞源或訓詁的考據上，學者們的天才都耗在了史傳經書文章之中。像阮元（1764一1849　年）就是一名典型代表。：他是一位著名的藏拓家，於1817　年至1826　年曾出任兩廣總督。他一生多次出任各省總督或巡撫，興建了多所藏書樓與書院，刊印了至少十幾部大型著作，如古玩訓錄、詩集、十月經註疏、珍稀古籍彙編等等。阮元出任兩廣總督期間，與時中英衝突正在醞釀之中，他又興建了一所書院，井主編了廣東省的地方誌，印行1366　卷180　種經文註疏彙編，又發表了白己作的約50　卷詩歌、散文及書話，還刻印了江蘇詩人的183　卷詩集。另外，他在繪畫、算術及金文、石鼓文等方面也有獨到的造詣：）做這些事情時，他正在廣東的最高行政長官任上，負責中西的外交往來，因此他在西方咄咄逼人攻勢之下一味妥協、避讓，也就毫不為奇一了。

西方在中國的形象

有阮元這樣的文人士大夫為榜樣，一般的正統知識分子就很少有機會和動力對域外國民產生興趣。鄭和下西洋帶回來的對外部世界的認識―　其中不乏謬誤和歪曲―　已然深人民心，並且形成了中國人對19　世紀歐洲國家與人民的知識，並且以訛傳訛，乃至成為定論。除此之外，惟一的資訊來源便是來到廣州的西方人，但這些人數量很少，而且多為商界人士。由於缺少準確的認識，19　世紀早期的中國人在打量歐美人時，套用了以往幾千年中與亞洲各國往來的模式。如亞洲腹地上的草原遊牧民族不斷興衰變遷，也一再變換名稱與地域，故來華做生意的西方人在中國的記載中被描述成像幽靈般往來飄忽不定的人。中國人還搞混了西方各國的名稱。如在阮元主持編寫的廣東地方誌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