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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造成的國力下降

清政府的稅收制度更進一步導致了政府的僵化失靈，原因是19　世紀中期清朝官場中沉崖一氣的貪汙腐敗耗盡了國豁民財。官員們橫徵暴斂以中飽私囊，這種損公肥私的行徑不僅反映了滿清官場的人治瘤疾，說明當時的財政收人並不完全都以貨幣形式支付（有些是實物或勞役），並未形成預算與稽核制度，也反映出當時存在於川中國各階層的複雜人際關係。國家稅收並無確定數字，須視納稅者、稅官及其上司乃至朝廷等多方的利益互動關係而定。收受賄賂亦已然成風，當“外敬”的數口大大超過法定的俸祿時，腐敗現象便真正不可收拾了。

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數字只是極為粗略地反映了當時統治階級是如何搜刮民脂民膏的。天下太平、五穀豐登之時，朝廷、官府和百姓還可相安無事，但當統治腐朽黑暗之時，政府利益與地方縉紳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分道揚鐮了。地方上的地主階層本能地要謀求私利，如果不加限制，這就會使百姓不堪重負而份致政權失去“天命”走向滅亡：官方報呈朝廷的表章文書實際上蘊含了地主、官府與百姓這三者之問愈演愈烈的利益之爭。

例如，在產稻基地的長江上游地區，土地稅主要包括兩項。其一為按16　歲至60　歲男丁人口和土地面積徵收的固定複合賦稅，不過1700年以後則改由各級政府交納固定份額的賦稅。其二為貢糧，亦按一定份額，以錢或實物的形式上交朝廷。負責收稅的官員不但巧立名目，橫徵暴斂，而且挖空心思透過收稅作弊來中飽私囊，其手法堪稱厚顏無恥，如透過“庫耗”的名目私扣公糧，或將貢糧折成超過實值的銀錢、或提高紋銀與銅錢的折兌率來盤剝百姓。苛捐雜稅和庫耗往往高達原來賦稅的10　倍之多，這些民脂民膏大都由地方官府和縉紳及上級政府三者之間分肥，他們狼狽為奸耗盡了農民的“血汗”。至於差役青吏，他們透過徵收關稅、通報錢或下鄉揩油，亦可分得一杯羹。

這些“制度化”的腐敗現象中，最重要的一個特徵是地方官與地方大家巨族的狼狽為奸。一般說來，大地主往往身列婿紳，賦稅負擔較一般農民為輕，這就使得農民的負擔更為沉重，而賦稅制度也無法發展為累進式的現代稅收制度。愈是富有的家族就愈有可能與官府結成良好的關係，而地方上獲得功名的人，即便他們本身不是地主，但由於他們在官場中的勢力，差官稅吏也不得不予以優待。這種劫貧濟富式的稅收政策在各省地方誌中都可以找到不少記載。如富戶交納4000文錢可抵4　鬥糧食，那麼一般農戶就需交納2　萬銅錢。衙門中的差役亦樂於替地主效勞向農民催租收稅。結果，農民為了減輕賦稅負擔紛紛投靠豪門富戶，而富戶亦樂於將農民控制在自己的羽翼之下以便剝削他們的勞動成果。這樣，地主、縉紳階層中飽了私囊，但國家稅收卻遭受了損失，而小民面對地主與官府則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我們在上文中總結了19　世紀初中國農民之所以貧困的幾條原因：首先，農民缺乏改善生活的經濟資源（尤其是資本和技術）；其次，勞動成果分配不公，農民飽受地主和官府的盤剝。這兒項原因當然並不相互排斥而是互相影響的：

二、學術與思想

“今大學派”與“經世學派”

白蓮教起義（17956　一1804　年）之後，王朝的衰落之勢也波及到了上大夫階層。他們熟讀經書，深通國家興亡之道：腐敗與農民起義促成了前代各朝的夭折，清朝又怎能例外呢？

這種憂患意識促進了新型學術思想的發展。至19　世紀時“漢學”學派已成為學術正統，不過此時又出現了兩種重要的學術思潮。其一即為“今文學派”。漢學學派正如其名字所顯示的，以東漢典籍為研習物件，並將後世發現的“古文”經書奉為圭皋。不過，到了17　世紀末期，古文《　尚書》　被證明系後人的偽作或篡改而成，因此又出現“今文”一派，將東漢之前的典籍奉為正宗，認為它們要比後世發現的“古文”經書更為古老因而也更為可信。同時，“今文學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