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煮鮮毛豆，樣子和黑豆差不多，鮮毛豆的皮是青的，老了變成黃的，無論鮮毛豆或老毛豆都很好吃，清香還帶甜味。而黑豆煮出來卻是一鍋黑裡透紅的稀湯。因為已經變質，氣味也很難聞。本來飢腸轆轆，一聞那味道，胃裡往上翻，怎麼也不想吃了。可是不吃又餓呀，我們硬著頭皮往下吃，吃到嘴裡又苦又澀，難以下嚥，肚子當然很難吃得飽，經常是半飢餓狀態。

到了1941年、1942年，路西缺糧的情況更趨嚴重。連黑豆這樣的“食糧”都不能保證，要吃樹皮、樹葉了。聶榮臻回憶說：一九四二年春天，青黃不接，群眾和部隊都發生了糧荒。入春後，楊樹、榆樹長出了嫩葉，老百姓就把樹葉當成了主要的食糧。我們部隊有的伙食單位請示能不能採集樹葉，我曾要求軍區政治部為此發了訓令，部隊所有伙食單位都不能在村莊附近採摘楊樹葉、榆樹葉，要把它留給群眾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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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冀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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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當時路西部隊內部規定，司務長貪汙5斤小米就槍斃。

糧食，糧食，沒有糧食，百姓無法生存，部隊無法打仗。人們常說，老百姓和八路軍是魚水關係，沒有糧食，水就枯了，魚也死了。

日本人不用“掃蕩”，不用“三光”，豈不一樣可以達到他們摧毀抗日根據地的目的？糧食，糧食，黨的北方局領導及八路軍的將帥們心中不能不常常掛念著這兩個字，嘴上不能不常常唸叨著這兩個字。黨的北方局書記楊尚昆說：“抗戰時期，如果能很好將糧食問題解決了，就等於解決了全部問題的三分之二。”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則說：“今天，誰有了糧食，誰就會勝利。”

冀中根據地和路西山區根據地是唇齒相依、血肉相連的關係。正如聶榮臻所指出的：“山地是後方，平原是糧倉。平原上的鬥爭不好堅持的時候，部隊可以撤到山嶽地區休整；山地需要糧食和布匹的供應，平原地區給予大力支援。”如今，山區遇到了困難，冀中，就好比家庭裡經濟寬裕些的成員，予以支援是義不容辭的。

從1940年7月到1941年4月，冀中往路西運去糧食1900萬斤。

說冀中寬裕，也是相對而言。冀中雖是產糧區，但1939年剛鬧了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災。為了解洪水造成的損失，冀中領導機關組成4個工作團赴各地進行了摸底調查。據各團報告，冀中全區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群眾缺半年以上口糧”，“糧價開始上漲”，“有的地區已出現十四五歲女孩子出嫁的現象”，“小孩、老人要飯的事”，“殺牛宰驢的現象”均已發生。總之，在大水盈門的情況下，群眾的悲觀情緒是相當嚴重的。冀中區黨委和軍區的負責同志呂正操、程子華、黃敬等人詳細聽取了各工作團的彙報，心情都非常沉重。黃敬和呂正操本來都是非常豁達，平日有說有笑的人，聽了彙報，他們有如千鈞重擔壓在肩上。再也笑不出來了。

1939年9月，洪水才逐漸退去。洪水過後，地裡上了一層好汙泥，土地肥沃，對豐收有利。

百姓們忙著秋耕秋播，部隊也抽出人力、戰馬支援。到了冬天，各級政府又組織群眾利用冬閒，搞副業，跑運輸，“有紡織基礎的地方，幾乎男女老幼都投入了紡織行列，到處可以聽到紡車與織布機的聲響，”到了1940年春，冀中“曠野裡遍是挖取野菜的男女老幼，薺菜，老瓜筋、馬翼菜，以及無毒的各種野菜、樹葉、地梨都拿來當飯吃。機關幹部也隨同群眾去挖野菜充飢。”就這麼吃糠咽菜地熬過了青黃不接的春荒，4月，又落了一場透雨，小麥長勢喜人，6月，終於迎來了夏糧的大豐收。

冀中軍民剛從百年不遇的大災中緩過一口氣來，一聽說路西缺糧，立即就拿出了1900萬斤糧食。約佔當年冀中徵收公糧總數的五分之一。這1900萬斤糧食，在當時意味著什麼呢？1943年春，彭德懷把精於理財的八路軍後

勤部長楊立三找來，研究糧食問題。楊立三彙報說，機關和部隊墾荒生產成績很樂觀，預計可以生產540餘萬斤糧，約摸能給農民每人減輕3公斤糧的負擔。彭德懷聽了很高興，說：“看起來數字不大，但太行區的貧農常年吃盒子飯，糧菜摻半，還有柿子、土豆等雜食。

據我計算，每人每天糧食消耗量不過六兩。3公斤糧就夠一人維持10天，也不是一件小事。”

3公斤糧，也即6市斤，就可以維持一個農民10天的生命。那麼，18斤糧，即可維持一個農民1個月的生命。1900萬斤糧，足可以維持100萬人10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