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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起在那次遭遇中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在堤上的路玲，火線劇社的老人們都露出痛惜的神情。路玲是上海人，盧溝橋事變前在上海當小學教員，喜歡文藝。和蘇路在上海演戲時認識後，情投意合，兩個人就自己從上海跑到了延安，上了抗日軍政大學。1939年到的冀中，兩個人都在火線劇社工作，蘇路是社長，路玲是導演。老人們說，這兩口子都很有才華，路玲寫劇本、演戲、音樂、舞蹈、導演樣樣行。在大樹劉莊讓鬼子抓住後，她閉口不語，因為她知道自己是南方人，一開口就會暴露身份。她曾乘鬼子不注意，縱身跳入水中，可惜她不會水，又讓鬼子給撈上來了。甦醒後堅決不跟鬼子走，結果鬼子向她胸口猛刺了七八刀，就這麼倒下犧牲了。當天晚上，一些倖存者才找到村裡老鄉，用當地出的蘆蓆，把路玲的遺體捲起來，就埋在大樹劉莊高高的堤壩上。才華剛開始顯露的這麼一條鮮活的年僅26歲的生命，就這麼結束了。

一位冀中的老人說：“活的活下來了，死的死去了，這便是戰爭。”

活下來的人，後來都在大馬莊集中，休整了半個月。大馬莊三面環水，桃花梨花，紅白相映，綠樹成蔭，水清魚躍，一丈多高的蘆葦叢，和一眼望不到邊的高粱地，把村莊隱蔽得嚴嚴實實。不注意很難看出這裡頭還有一個幾百戶人家的村莊，更想不到冀中軍區九分割槽機關就住在這裡。村裡的百姓，種稻子，打魚蝦，織葦蓆，相對而言生活也還算富裕。

待了半個月，集結在這裡的近千人準備過路到路西去，一夜要過一道鐵路、三道深寬一丈五六的大溝，行程180餘里，身體不行的，跟不上隊的都留下。1942年8月底的一天下午，隊伍從大馬莊出發，去路西。

老人們說，過路可不是鬧著玩的，日本人對平漢鐵路封鎖得厲害，鐵路兩邊都是像間房子寬、深的大溝，挖出水來，下去後兩人搭人梯都摸不到頂。隔不遠就有一個崗樓，鐵路上經常有日本人的巡道車開來開去，探照燈一照，四下如同白晝，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老人們說，膽小的、未經過陣勢的，真有嚇草雞的，腿都軟了，步都邁不開，別人只好用布條把他兩手、兩腿綁起來，吊過溝去。

一路跑著過了路，休息一夜後又走了一段，就到了冀中軍區所在地：行唐縣口頭鎮議莊。呂正操司令員等接見了過路的幹部。又過了些日子，“留在冀中暫時沒過來的同志也都陸續來了，甚至大樹劉莊被俘的同志有的也被我黨組織營救而脫離虎口，又過來和我們重逢了，所有冀中的文藝團體都來到這裡。”這裡看不到日本人的膏藥旗，聽不到“完成大聖戰，建立共榮圈”一類的鬼話。村裡又傳出了抗日歌聲：“紅日照亮了東方，自由之神在放聲歌唱”1943年元旦，冀中軍區直屬機關召開聯歡會，在會上，呂正操司令員說：“去年是大比之年，我們的反面教員給我們出了很難的題目，然而在座的同志們都答上來了，而且都及了格。但是，這還不算完，希望同志們更好的學習和工作，迎接更嚴峻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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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路西去，到路西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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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就是最嚴格的考場呀！■咬牙幹部，反攻幹部，建國幹部任何事情都是辯證的，在冀中，“五一”大“掃蕩”後的歲月是很苦，可也不是說一點樂趣沒有。李惠老人回憶說：“那時可以說是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但這群姑娘和小夥子們從來不知道愁，每逢‘跑完了情況’又輕鬆愉快起來，從剛發生過的情況中尋找些笑料談論不已。”

有時甚至敵人在上頭鬧騰，下頭在地道里還照“侃”不誤。屈培壅老人回憶說：“生活是艱苦的，鬥爭是殘酷的，隨時有生命危險，但是我們不悲觀失望。而是心情愉快，滿懷信心地生活若是情況緩和時，到了下午三四點鐘，我們就在屋子裡打撲克，下象棋、講故事。有時地上敵人來來往往，我們在地下洞子裡小聲說笑，充滿著共產主義樂觀精神。”

人們甚至還拿“五一”“掃蕩”時跑反來開玩笑。如說“你還真有兩下子。”被誇的人會回答：“原來我還有三下子呢，不是‘五一’‘掃蕩’給跑丟了一下子，才剩下二下子了。”人們把崗樓上的敵人叫“螞蚱蝻子”（不會飛的幼蝗蟲），把“掃蕩”的敵人叫“飛膀”（會飛的蝗蟲）。一說“飛膀來了。”就知道敵人又來“掃蕩”了。兇狠的敵人，也不過是些蝗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