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是要在學生當中培養政治意識，同時促使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亞獨立國早日成立。論壇的成員來自所有種族群體，包括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和歐亞裔。而論壇本身，既非左，也非右，完全不涉及意識形態問題。它採取反殖立場，但主張非暴力，同馬來亞共產黨毫無關係。論壇的成員舉行集會時，往往邀請英國的政界人物、工黨政府的初級部長如伍德羅·懷亞特或是保守黨和自由黨的國會議員來演講。

我們大談了一陣子之後，便從馬來亞大廈出來，到大理石拱門，並沿著埃格韋爾路一間一間地到酒廊痛飲一番。英國的啤酒糟透了，談而無味，又帶有濃濃的英國特有的〃苦澀〃味道。即使經過多年之後，我還是不喜歡英國啤酒。可是當年我們這些窮學生，除了喝啤酒以外，哪裡喝得起其他的酒呢？談醇啤酒價錢很貴，威士忌則貴得叫人動也不敢動。我們只好一面喝啤酒，一面暢談我們回到新加坡之後所要乾的大事。

我離開英國之前，決定同馬來亞共產黨駐倫敦非正式代表林豐美接觸。林豐美於1934年獲得女皇獎學金，但是後來他對讀書失去興趣，卻被共產主義事業吸引。他參加律師資格考試，從未及格，劍橋大學學位也不曾考到。他留在倫敦，出版一份親馬共的油印小報，叫做《馬來亞箴言報》，內容糟透了，是一種粗糙的宣傳品。但他本人卻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傢伙。我打電話約他會面，他約我在《每日工人報》辦事處外見面。《每日工人報》是英國共產黨的機關報，設在艦隊街附近。我帶著芝一起去。芝認識他，原來芝的哥哥是他的朋友。

他真是一個怪人，不直接到我們能夠談話的地方，而是帶我們繞了一個大圈子，穿過狹窄的街道，毫無必要地東轉西轉，最後才在一個工人出入的酒廊兼餐室停下來。這地方顯得很僻陋，而且具有濃厚的無產階級氣息。開始時我們講了一些社交上打趣的話，接著我單刀直入問他為什麼所有共產黨人都把他們統一戰線中的社會民主主義工人一舉吞沒，並且引用共產黨人在捷克和匈牙利的所作所為做例子。他極力否認這一點，而且表示這兩個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分子加入共產主義陣營，是因為深信共產主義事業比他們的優越。我認為他完全脫離現實，只生活在自己編織的美夢中，而他本人則是這個美夢中的一個偉大的革命家。

一兩個月後，我接到新加坡警察總監福爾傑的一封信。他認識我的父母，並且聽說我在康沃爾，就邀請我和芝到他在德凡郡瑟斯頓的老家作客。我們在他家住了三天。他所感興趣的，是衡量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我感興趣的，是同他接觸，並且看看戰後的英國殖民地警察首長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們一起打高爾夫球。我的球藝很差，但卻度過了一個有意義的週末。現在我才知道，我已經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將列在他們的監視名單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馬來亞大廈發表過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說。他們知道我不是在鬧著玩，而是個立場堅定的人。我想最好他們也知道，在憲制上我的行動是光明正大的，同時我和共產黨沒有聯絡，也不同情共產黨的作為，因為我們不久就要返回新加坡了。

1950年5月，我們到倫敦去，參加律師資格的最後考試。那個週末，剛好碰到一大批足球迷，我們下榻的旅館，大門小門從早到晚一直砰砰作響，使我們完全不能集中精神溫習功課。但考試結果沒有什麼不同。我們必須為不在倫敦而付出代價。因為不在倫敦，我們沒聽有關講師講課，而這些講師正是主要科目的主考人。他們根據所教的新個案出考題。沒有人獲得一等文憑。我考獲二等文憑，名列第三；芝則考獲三等文憑。不過一切還算順利。1950年6月21日，我們根據典禮的要求，戴上假髮，穿上禮袍，在中殿法學協會的宴會大廳裡，獲頒律師資格。生命即將由此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想到就要回家，我十分高興。回顧過去四年在英國的生活，我相當滿意快慰。我目睹飽受戰爭摧殘的英國，人民並不因為他們蒙受慘重的損失而淪為失敗主義者，也不因為在戰爭中取得勝利而變得傲慢自大。倫敦市區每一個被炸過的地方，都整理得乾乾淨淨，殘瓦斷垣都整齊地堆疊在一邊，有些還種上花草灌木，使廢墟顯得不那麼刺眼。這是英國人所表露出來的含蓄的自豪感和講究紀律的一部分，

英國人對自己人和外國人都彬彬有禮，令人敬佩。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駕車人士所表現的禮貌態度：你向有權先行的車子揮手示意，對方也向你揮手致謝。這真是一個文明社會。我也很懷念劍橋大學。就在這所大學裡，我跟不尋常的一代一起學習。他們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