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其言為忤逆，只是去每朝敬拜改為歲敬拜而已。幾番下來，劉基知道劉浩然是一個知大義卻擅權謀的人，應該是一位可以在這亂世中取得勝利地“明君“，不過他內心深處還有一絲恐懼，那就是不知道自己將來是否也會成為棋子。

楊憲心裡卻全是恐懼。做為都知司都司，他知道整個計劃都是劉浩然策劃的，自己只是執行人之一，還有軍情司、侍從司調查科都在其中協力。他畏懼的不是劉浩然深謀遠慮，而是他不知道劉浩然還掌握多少不為他所知道地暗中力量。

“第一次國考已經定在九月初一了吧。”過了一會，劉浩然突然開口道。

“是的丞相，禮部那邊五月份就已經確定下來，早已行文各地並刊登在各邸報上。而各府的初考已經在七月初就已經完成。”劉基拱手道。

江南開科舉了，雖然改了個名字叫國考，但是意義一樣，這在大江南北引起了轟動。這不僅意味著江南政權已經完備，而且對於江南萬千讀書人都是一個極大地鼓舞。

這次國考分成兩次考試，縣學的學子和各地文人先到各府參加初試，題目由各府的提學出，每府取一百二十到一百六十人不等，這些人都被稱秀才，而這些秀才和江寧大學、東南大學四年學業完畢的學子一同到江寧參加會試，總計有四千七百餘人，再從其中錄取三百六十人。由於這次科舉只是以江南行省地名義舉行，所以這三百六十人只能被稱為舉人。但是江南士子管不了那麼多了，他們知道，這是劉浩然政權第一次科舉，肯定會留名青史，而且在本質上與進士無異。所以四千多士子早早地雲集江寧，躍躍欲試，只求在國考中取個好功名。

“那我還可以主持國考再上前線，對了，方國珍那邊的秀才都順利抵達了嗎？”

由於方國珍現在也歸在江南行省之內，他還掛著江南行省參知政事的牌子呢，於是劉浩然也知會他，讓他在轄地選拔士子參加江寧國考。方國珍一來不敢逆劉浩然的意，二來不敢阻擋轄下眾多士子的熱情，便按慶元路、溫州路、台州路選取了三百餘名秀才，送到江寧應試。

“回丞相，禮部已經安排妥當了。”劉基答道。

“這次學子眾多，禮部和應天府要多盡力了，如果人手不夠，就由你陸軍部調撥守備軍。”

“遵命，丞相。”劉基拱手應道，“只是楓林先生和潛溪前些日子還在跟我嘮叨，希望丞相儘快出題。”

按照劉浩然的命令，朱升擔任此次國考地主考官，宋擔任此次副主考官，李習、陶安、葉兌等人為同考官，侍從司都司劉存忠為提調。按照劉浩然定下的規矩，這次國考總要考三場，雜試、正試和加試，每場一天時間，從九月二十考到二十二日。雜試題目由主考官、副主考官率同考官們在九月十五日前擬定，總共四套，密封用印交由劉存忠存入禮部大堂，由大內親軍日夜看守。十八日由劉浩然隨意選定其中一套，再由主考官、副主考官、同考官與劉存忠一同驗明封條印鑑完整，然後由副主考官與劉

同帶著軍士護送至江寧印書局。大內親軍把印書車住，不準任何人進出。工匠帶著乾糧吃住在裡面，日夜開工，印刷五千套試卷，印刷完畢後立即由副主考官與提調劉存忠一同封存加印鑑。考試那日再由兩人護送至考場，由主考官會同副主考官、同考官驗明封存印章，然後開封卷考試。

而正試和加試地題目卻是由劉浩然出，封存在一個信封裡，在每天開考前由劉存忠從劉府領出，護送至考院，由主考官等考官一同驗明封存印鑑，再開封頌示考場，考生按照題目答題。

劉浩然在低盤算這次國考的得與失，他曾經對比過唐宋元地科舉考試和後世的公務員考試、學歷考試，現科舉考試有它地長處，那就是對於世襲、舉薦等選材制度，科舉考試無是一種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而據他地瞭解，歷史上十六至十七世紀，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看見科舉取士制度，在他們的遊記中把它介紹到歐洲。十八世紀時啟蒙運動中，不少英國和法國思想家都推崇中國這種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務員敘用方法，規定政府文官透過定期的公開考試招取，漸漸形成後來為歐美各國彷效的文官制度。

它的缺點是在歷史上由於明朝皇帝改變了考試內容、固定了應試地格式，使科舉成為束縛知識分子思想的枷鎖。

而且科舉將學歷考試與文官考試混為一體，使得應試的文人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中舉當官，全無心思去從事其它職業和工作。

為了避免歷史上地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