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過完了才是忠君愛國等高一級的問題。這些論點從劉浩然曾經含糊提出的需求層次論中引申出來的。

徐茂誠指出，當一個百姓處於飢寒交迫時，生存和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時，你叫他去愛別人，去遵守三綱五常，去忠君愛國，讓他為國出力甚至捐軀，簡直是一種笑話。“蓋前朝歷代動盪之時，暴民如蝗災過地，只為乞活，人性已泯滅，談何道德綱常？”

所以為君為上者最重要的是讓老百姓過上富足的生活，只有在這個，“物質基礎”上，才能讓百姓們遵從法度，忠君愛國。

因此最重要的是“以人為重”尊重私利，即尊重每一百姓們，保護他們的生命和財產權力不受侵犯，這才是為君為上者應該做的。“自天下為家小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為王政也。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

只有在保護每一個百姓們的私利之後，天下的公利才會得到保障，而天下也就大治了。

這一點是吸收了劉浩然時不時提出來的以人為本，個人生命和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劉浩然常常對身邊人說，如果老百姓朝不保夕，個人的生命和尊嚴得不到保障，他對這個社會和國家也就沒有什麼好感和忠誠可言了，如果個人的財產得不到保護，他也就沒有創造財富的動力了，因為到後來這些財富都可能被別人隨意奪走，這樣會使得整個社會陷入一潭死水之中。

徐茂誠緊接著指出：“安人之私，非廢天下之公，人私皆安，則得公正，公正一立，則遵法度，法度得行，則天下得治

劉浩然明白這個意思，徐茂誠的意思是尊重和保護私利不是鼓勵互相為私利而爭鬥，反而當每一個人的私利愕到保障時，任何人都不可能隨意去侵佔和錄奪他人的私利，從而形成了一個公正公平的局面，大家在這個公平公正的情況下便只能透過遵守法律等正當的手段去謀取私利，如果大家都自覺的遵守法律，那麼天下也就大治了。

徐茂誠接著指出，以前貪官墨吏橫行，根本就是私利不保、法度不揚，這些官吏可以憑藉手裡的權辦任意侵佔國家和個人的利益，因此，除了要確保私利、遵從法度之外，還要明確權責之明。

君主都是天下公僕，官吏豈不是萬民之公僕？因此官吏也要明蔣他們的責任和義務是首位，權力只是他們履行責任和義務的輔助工具。只有明確了責任和義務。讓天下官吏明白如果不履行義務。不承擔責任將受到嚴懲，只有當官吏明白多高的職位要承擔多大的責任時，他們便有自知之明。萬一鑽營投機謀得高官，一個不小心便陷入萬劫不復，還不如當個能力所及的小官安安穩穩過日子。能力有多大。責任就有多大，反過來，能力有多大，你就去承受到大的責任吧，否則就是害了你。

從這一點小徐茂誠引申出一個論點，那就是此前歷朝法度不申是因為違法的“成本太低。”他吸收了劉浩然的一些想法，指出每一個人都會趨利避禍，他們做任何事都會衡量得與失，這是天生人性，跟讀多少聖賢書沒有任何關係。當他們覺得違法成本遠小於違法所得，便會不把違法放在眼裡。而當他們知道違法成本遠大於違法所得，不用三令五申也會自覺地去遵守法度。

因此，徐茂誠指集一個新的觀點，那就是國家最大的責任是維護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不論這個成本有多大，無論多麼的“得不償失。”必須一絲不芶地去維護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他鄭重指出了法律的重要性，指出“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看到這裡劉浩然深以為然，他在另外一個世界上經常聽到這樣的言論：“不就偷了一個錢包嗎？犯得著這麼大張旗鼓地去追究嗎？公安部門查案的費用不知是這個錢包價值的多少倍？”可是他們就不想想，法律的尊嚴和權威值多少錢？

在經濟方面，徐茂誠在人之私利觀點上指出“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他指出前朝歷代，君主、貴族、官吏、地主世家們個個都“富得流油錢滿庫。糧盈倉。”而百姓們卻窮困苦頓。最後矛盾激化時便釀成了民變，結果再多的財富也是煙消雲散。

不過徐茂誠對經濟方面不是很擅長，所以說了一個大綱和方向之外便不再細細論及了。

依次談論了民權、君權、眾治、法治、責任、義務、權益方面後，徐茂誠接著把矛頭一指，開始抨擊陸家心學和程朱理學。

徐茂懈糊披儒學本旨是“其行在孝悅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其女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