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的，永不會侵略。因此，它在中國建立“皇道”的努力，透過“深懷慈悲的殺害”手段——為了大多數人的生存殺掉少數有問題的人，使那裡的人們處於天皇仁慈的佔領下，這是被佔領民眾的幸事，絕不是殖民地擴張。自然，對於那些抵抗的人，必須使他們醒悟過來。但是從形式上講，沒有“戰爭”，只是一個“事變”。

因此，從戰爭初期，日本政府就反覆將“支那事變”稱為神聖的戰鬥，即“聖戰”。戰鬥拖得越久，思想家們就越是堅持用“聖戰”這個詞。它表達了在天皇仁慈統治下統一世界（“八紘一宇”），使昭和天皇和天照大神的威光普照世界的國家使命。

第三部分：聖戰軍事幹涉

到了11月初，中國的戰爭使近衛首相、天皇和陸海軍統帥部清楚地認識到，需要建立一個更為合理更為有效的最高指揮機構，以統制戰地部隊實施國家政策。10月已經建立了一個內閣計劃委員會。11月27日，裕仁在近衛的建議下，下令在宮中成立“大本營”（天皇的司令部），這是一個純軍事機構，裕仁透過它可以行使大元帥的憲法職權，使陸海軍能夠更加統一行動。從此，一週中有幾天的上午，陸軍參謀總長、海軍軍令部部長，陸相、海相、陸海軍的作戰課課長和裕仁的侍從武官長都會在宮中商議幾個小時。大本營有200多人，最初更近似於一個隨意的軍官聚會，而非近衛原來所設想的，是一個有效的經營戰爭並且協調政治和戰略的機構。

同時，也是在近衛的推動下，1937年11月19日，組建了一個政府內部的聯絡組織：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近衛希望陸海軍統帥部與政府能進行更緊密的協商。會議的目的是協助將兩個軍事部門的決定和要求與政府其他部門的政策和對策統一起來。這個聯絡會議從一開始也是一個臨時的，很少召集會議交流情況。

聯絡會議的最終決議在有裕仁親自參加的特別會議上進行決定和正式公佈。這些“御前會議”（天皇會議）既不是依照政府規定設立的，也與憲法程式無關。然而由於是天皇召集並批准了會議的決議，當時的日本人就認為御前會議是合法的，即使實際參加會議的只有首相和財政大臣等少數國務大臣。從1938年1月11日到1941年12月1日為止，御前會議至少召集了8次。參加御前會議的人除了天皇以外，還有陸軍參謀總長及次長、海軍軍令部部長及次長，陸相、海相、首相、藏相、外相、樞密院議長和計劃院總裁。陸海軍的軍務部長和內閣秘書們不能參加御前會議。除了1941年的兩次重要的御前會議，報紙都在會議之後立即向公眾進行了報道。報道都很簡練，包括會議參加者和他們的服裝，同時強調決議為全員一致透過。

裕仁主持御前會議，並批准那些不僅影響著日本命運、而且受日本政策牽連的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命運的決策。御前會議通常在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之後舉行，而在聯絡會議上，各個利益黨派達成的決議中就有天皇的參與，所以昭和天皇對將要“決定”的事務內容，事先就已經掌握。從根本上講，御前會議的目的是為裕仁天皇提供一個表演的場合，就好像他是一個真正的立憲君主，對自己的行為不承擔責任，只是依從顧問的建議在批准事項。在這些會議上，文職大臣們身著晨禮服，軍事官員則是正裝軍服。然而，這些戲劇性的要素掩蓋不了會議的重要性。並不是所有的御前會議都是同樣形式，天皇在所有的會議上也並不是都緘口不言。

御前會議是將“天皇意志”合法地轉換為“國家意志”的工具。因為每個參與審議的人都可以聲稱他們是順應、根據和在天皇獨一無二的權威之下行動的，而天皇則可以聲稱他是依照國務大臣的建議行事的，所以，御前會議分散了承擔責任的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日本的無責任習慣的最高體現，因為它支撐了4個不同的假象：（ａ）內閣擁有真正的權力；（ｂ）內閣是天皇最重要的顧問機構；（ｃ）內閣與軍統帥部之間對需要商議的事務經過妥協達成合意；（ｄ）天皇是一個被動的君主，僅僅是批准那些提交上來的各項政策決議。但事實正好相反：一個無力的內閣，一部被閹割的憲法和一個強有力的天皇。他透過各種不同的干涉方式，間接地、但每一次都是決定性地，積極地參與了侵略的策劃並引導了實施的全過程。

大本營的主要成員都向裕仁提出建議，但是能將天皇的命令傳達給陸海軍戰地指揮官的只有統帥部長。透過大本營，裕仁對陸海軍行使了最終指揮權，其中包括直接聽從天皇指令的戰地部隊：關東軍和在中國的方面軍。透過聯絡會議，天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