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唱者。由蔣介石對帝國海軍的這第二階段，將“華北事變”轉變成中日戰爭。

在上海，總計約有11萬—15萬人的蔣介石最精銳部隊和雜牌的“輔助部隊”，與迅速增援的約1�2萬名日本海軍和陸戰隊對峙。8月15日，裕仁任命松井石根大將為戰地司令官，5天后派出了上海遠征軍（主要由30歲左右、紀律性差的後備役軍人組成）。大連第十旅團司令部所屬的步兵第十二連隊和第十一師團的一部分，進入待機狀態，以備上海之需。

緊接著，以長崎為基地的20架海軍飛機第一次進行了4個小時的越洋飛行，轟炸了中國首都南京。這些　“96型遠端轟炸機”是在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的指導下，剛開發出不久的轟炸機，打算在未來對抗美國的空中戰爭中使用，山本急於測試它們的效能。17日，近衛內閣預見到勝利在即，於是正式決定放棄不擴大政策，僅僅以“懲戒”中國武裝部隊這一非常曖昧的名義進行戰爭。政府在宣告中說：“帝國已經忍無可忍，以至不得已而採取堅決措施，懲罰支那軍的暴行，以促使南京政府反省。”當然，在這個決議的背後，有天皇的判斷和贊同，正是它們推動了部隊增援和戰略性轟炸——否則，它將永遠不會實現。同樣重要的是天皇和內閣對中國人民及其抵抗力量的傲慢和蔑視的態度。

8月18日，裕仁召集陸海軍參謀總長，向他們提出了一個有針對性的建議。他說，戰局“正在逐漸擴大，上海的事態變得很嚴峻，青島的形勢也不穩。在這種狀況下，如果多方用兵，戰局只能拖延下去。在關鍵地點，集中兵力加大打擊怎麼樣。”他還說，“以我們公正光明的態度而實行的”和平，只能透過這種巨大勝利才能達到。“不能沒有收拾時局的方策。”——在這裡，天皇成了他自己幼稚表現的受害者——“不能沒有讓支那反省的策略。”

參見天皇3天后，統帥部遞交了他們答覆天皇提問的書面報告。根據這份報告，一場大規模的空戰將摧毀中國的空軍、軍事設施、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但是隻靠空中打擊可能不足以使中國的軍隊和民眾“喪失鬥志”，日本還將佔領華北的某些戰略地點，與國民黨軍隊直接交戰，佔領上海，對中國的海岸進行海上封鎖。當時陸軍和政府中有些人試圖避免全面戰爭，而海軍卻強烈主張這個政策。裕仁認可了這份報告，只是對其中的向青島派兵和佔領上海附近的空軍基地表示了擔心。此時，裕仁再一次積極地，而不是勉強地接受了海軍提督的觀點，要求他的將軍們果斷地採取行動。

在8月31日釋出的“向華北派遣北支那方面軍”的命令中，基於戰爭很快就結束的認識，裕仁的命令充滿火藥味：“摧毀敵人的鬥志”，“消滅中部河北省的敵人。”但是按照他的意思，命令中刪除了向青島派遣部隊的內容。之後的兩個星期中，裕仁批准了為增援戰鬥已陷入僵局的上海地區而準備的6次部隊調動。9月7日，天皇批准了部署3個師團和臺灣駐軍趕往上海前線，同時，出於對蘇聯的戒備，他命令派遣其他部隊前往滿洲守衛。第一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強烈反對增強部隊，因未能阻止而辭職，後被任命為關東軍參謀副長。

在中國的戰爭一開始，就出現瞭如何定義日本戰爭目的的問題。1937年9月4日，陸軍大臣杉山在對指揮官的訓示中指出：當前的事態“與帝國曾經歷過的所謂事變完全不同，已經轉變為全面戰爭，對此，必須有深刻的認識。”同一天，裕仁在致帝國議會開會式的詔書中表示，儘管他一直全神貫注於“透過與中華民國的合作來確保亞洲的安定然中華民國沒有完全理解帝國的真意，不斷引起事端，最終導致目前的事變，我對此感到遺憾。如今，我的部隊正在排除萬難，忠勇制敵。這只是為了促使中華民國反省，迅速確立東亞的和平。”

日本需要不宣而戰。因為石油、鋼鐵、棉、銅都依賴從美國進口，日本領導人擔心如果日本因為宣戰而成了正式的交戰國，美國可能會拒絕輸出這些戰略性物資。以“事變”而不是以戰爭的名義作戰，可以使美國的工業界和原料出口業界迴避美國1935年的中立法案和1937年5月被進一步強化的同法案。作為擺脫經濟危機的手段，美國商業界急切想繼續這些生意。

包括以往的3次對外戰爭，日本不願清晰定義戰爭目的的其他原因，更多屬於精神上的。畢竟，日本存在著官方神學，大量神學家，包括大學教授、禪宗和日蓮宗佛教僧侶以及政府官僚等都是信者。根據它的闡釋：天皇是一個活著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後代。日本是道德和正義的化身。它的戰爭自然也是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