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試圖使他們的觀點受到關注。就在近衛發表著名的“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宣告的前夜，閒院親王試圖在近衛首相上奏之前直接向天皇上奏一次但沒有成功。1月15日晚9∶30，當裕仁終於聽取閒院的彙報時，他已經打定主意繼續戰爭而不是進行談判。“南方還殘存一股中國的抗日軍隊，日本軍對此有什麼考慮嗎？”他詢問親王。裕仁的其他問題是“儘量不出面，以顧問的形式”間接地支援華北的傀儡政權是否更明智，陸軍對付“游擊戰”有什麼計劃，對“中國的回答”有什麼準備等等。裕仁的質詢主要都是涉及作戰行動方面，但他最後的問題可以理解為是對參謀本部不擴大派的間接而又冷淡的批評，因為他們把已經在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上決定的事情又作為問題重新提了出來。由此，不擴大派再一次受到抑制。在對中國戰爭的問題上，裕仁與近衛和海軍省中強硬的擴大派的觀點相同，推動了以武力促使事變早日解決。

第三部分：聖戰進攻武漢

1938年3月，在第一屆近衛內閣的領導下，日本對中國的戰爭陷入了長期的消耗戰階段。中間是近衛首相，左側是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右側為陸軍大臣衫山元。最後一排左側是近衛的朋友木戶幸一。如今，近衛內閣開始了對中國戰爭的第二個激烈階段，本階段持續到1938年12月。從盧溝橋戰役開始到這第二階段為止，日本官兵的傷亡情況：戰死6�2007萬人，負傷15�9712萬人；在中國和“滿洲國”死於疾病者總數為1�2605萬人。在隨後的2年中，日本戰爭傷亡人數大幅減少，但仍保持著很高的數字。1939年，戰死3�0081萬人，負傷5�5979萬人，到1940年，死亡人數下降了幾乎一半，戰死1�5827萬人，負傷7�2653萬人。死於疾病的人數仍然相對穩定，平均每年超過1�15萬人。重要的是，無論是軍事上或是政治上，日本都喪失了能夠控制中國戰爭的希望。

1938年間，中國華北、華中及華南的主要城市和鐵路都被日本陸軍佔領，遼闊的內陸村莊和山區則成為中國游擊隊的根據地。在對中國戰爭將他們視為“土匪”，實際上幾乎所有的主力攻擊都指向了蔣介石的“國民黨”部隊。陸軍的航空部隊也是同樣，在此期間他們向中國華北和華中的內陸地區發動了5次長距離轟炸作戰。而對共產黨根據地延安的軍事設施，只是在1939年10月進行過2次轟炸。主要的空襲目標一直都是重慶。直到1941年，陸軍才開始大規模轟炸延安。同時，隨著1938年10月對武漢和廣東的佔領，日本軍的地面進攻達到了頂點，之後轉入了戰略防禦狀態。

在陷入一場僵持戰而且看不到勝利前景的情況下，日本領導人堅持進行戰爭，與其說他們不願意改變最終目標，毋寧說是似乎已無法改變。在國家總動員、嚴格的新聞審查和前所未有的高軍費背景下，他們開始實施許多和平花招。這些花招的重心在於利用中國國民黨與其國內敵人的對立上面。1938年11月，近衛首相著名的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宣告便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節。近衛表達了他希望透過蔣介石的敵人與中國達成和平的願望，他所說的敵人就是國民黨內部的一派領導人——汪精衛。這種以政治謀略補充軍事行動的特別嘗試，最終以1940年3月末南京汪政權的建立和1940年11月《日華基本條約》的簽署達到了頂點。但是，近衛政府從未真正信任過汪，或者是相信他有結束戰爭的能力，故而推遲了對汪政權的承認。後來又以條約的形式強迫他將大量的軍事、經濟和政治特權轉讓給日本，將他的政府變成了一個傀儡政權，然而在大多數中國人眼裡，它們沒有任何合法性。

但不管是將重點放在與重慶的蔣介石直接交涉上，還是在南京設定新的傀儡政府，日本為結束戰爭所作的努力的最終目的在於擴大、鞏固戰爭成果並使其合法化。它的“和平試探”從未明示將為日本軍隊從華北撤軍設定期限，更不要說放棄對滿洲傀儡政權的控制了。

1938年7月，日本軍計劃夏季開始進攻武漢，陸軍參謀本部很擔心蘇聯的態度。1938年7月11日，圍繞“滿洲國”邊境上一座山的所有問題，第十九師團長突然與蘇聯發生了大規模衝突。這次衝突被稱為張鼓峰事件，其結果是日本遭到了徹底、損失慘重的失敗。當時原田熊雄在日記中記錄了裕仁對陸軍大臣板垣的批評：“今後，沒有我的命令不許調動一兵一卒。”換言之，天皇告訴陸軍大臣，這裡應該是他負責，可是之後對引發事件的軍官根本就沒有采取任何懲罰措施。事後不久，當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