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機會也是最好的機會是攻打南京，當時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完全亂了陣營。蔣希望透過呼籲與中國簽有國際條約的友好國家的干涉來結束戰鬥。但是，由於戰爭危機籠罩著歐洲，那些主要大國無意向中國提供積極的援助，而在美國，孤立主義則開始抬頭。

1937年11月，在英美提案下，“九國條約”簽署國在布魯塞爾召開會議，日本拒絕參加。會上，國民黨政府代表甚至沒能說服與會者將日本定為侵略國。布魯塞爾會議沒有形成制裁日本的決議。會議一結束，近衛內閣和大本營立即擴大了戰鬥區域，根本無視進攻南京將會給其他簽約國造成生命和財產危害的後果。11月下旬，武力已無法保衛南京，蔣介石曾希望透過外交手段減緩日本的進攻，如今絕望的蔣介石不得不接受了此前德國的調停提案。東京的參謀本部也希望如此。之後德國駐中國大使奧斯卡·　特勞特曼試圖恢復日中和平談判，但是沒有成功。

南京陷落的第2天，12月14日，近衛在新聞釋出會上示意，政府對和平談判的態度有所變化：

接到南京陷落的捷報，在我們為這必然的勝利歡欣鼓舞之前，站在同文同種的5億民眾的立場，我們不能不為他們不可救藥的迷妄而悲哀。國民黨政府無論是外交上還是實際行動上都走到了反日的極限。而他們卻沒有對其後果承擔責任。放棄首都，政府分裂。很顯然，就在其正淪落為一地方軍閥的今天，仍絲毫無反省跡象。因此，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我們的方針。

近衛和他的內閣現在提出了嚴苛的條件。中國必須正式承認“滿洲國”，與日滿攜手抗擊共產黨，允許日本部隊無限期駐紮，向日本支付戰爭賠款。參謀本部中的不擴大派仍希望早日結束在中國的消耗戰，因此希望11月開始的特勞特曼的和平調停能繼續下去。他們現實地指出，日本拒絕承認國民黨政權將會“驅使（蔣）集中所有力量反抗日本這必然與蘇聯、英國和美國的策動相呼應為了這場持久的戰爭，帝國在長久的未來將不得不耗費巨大的國力。”

1938年1月9日，新設立的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決定了對中國戰爭政策。為了取得內閣形式上的承認，題為“支那事變處理根本方針”的檔案被送交內閣之後，近衛向裕仁做了彙報。第2天，近衛要求天皇召集一次御前會議但不要發言，“希望陛下只是親臨便可，不必表態。”裕仁和近衛考慮的不光是要牽制參謀本部中不擴大派的意見，還希望阻止德國對日本事務的過度影響。1月11日，御前會議終於在皇宮舉行，會議開始前30分鐘，為回答樞密院議長平沼騏一郎對“支那事變處理根本方針”的提問，出席者們先開了一個特別會議。

閣僚們對平沼的顧慮給予了圓滿的解答後，會議於下午2點在天皇“鄭重出席”下召開，聽取了外務大臣廣田的見解。廣田認為特勞特曼調停沒有成功的希望，因此“我們必須強化戰爭，以此來達到結束與支那戰爭的目的。”代表參謀本部講話的閒院親王說：“將國民黨政府視為完全失敗的政權，並依此制定政策，希望慎之又慎。現在我還有一點保留。”儘管如此，他還是服從了會議的一致意見。然後，御前會議正式透過了一份檔案，明確說明如果國民黨政府完全拒絕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日本將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將向其他比較順從的政權提出和平方案。自25年前，大正天皇批准日本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這是第一次御前會議，身著軍制服的裕仁主持會議並批准了會議決定。近70分鐘的會議上，裕仁一言沒發。透過這種方式，他看起來好像對事態保持了天皇的中立立場。事實上，較之參謀本部的提案，他強烈支援的是對中國強硬的軍事方針。

1938年1月：隨著軍部在政治決策中發言權的不斷增強，裕仁的政治權力也在增大。首次出席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時，他一言未發，支援對中國採取比陸軍參謀總部提議的更為強硬的軍事政策，對繼續推動戰爭的主張予以贊同。當中國沒有按時答應東京苛刻的條件時，近衛內閣突然中止了協商。1938年1月16日，近衛發表了預先準備的宣告，稱日本從此不再“以國民黨政府為對手。”兩天後，他又發表一個補充宣告，明確表示撤銷承認國民黨政府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抹殺”蔣介石政權。這個目標尤其得到了海軍大臣米內的強烈支援。最重要的是，此後無論是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還是御前會議上，就繼續和平談判這個重要問題，昭和天皇沒有支援過參謀本部。相反，他傾向於支援更為強硬的海軍路線。

反對在中國進行全面“殲滅戰爭”的陸軍中的反對者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