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威爾·泰勒和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的支援下，麥喬治·邦迪立即建議給予北越報復性的空中打擊，這是華盛頓數月以來一直在考慮的。越共對波來古的進攻和我們做出的反應導致了戰爭的升級。

總統一收到麥喬治·邦迪的建議，即在內閣會議室召集了有國會領袖出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雖然對北越的空襲會增加額外的風險，因為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當時正在河內訪問，但幾乎每一個出席會議的人（包括蘇聯問題專家湯米·湯普森和喬治·鮑爾）都要求對越共的進攻予以還擊。只有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堅決反對。他隔著會議桌直視著總統說，即使河內沒有直接指揮這次進攻，它也“瞭解事情的整個過程。”他說，“南越的老百姓不支援我們”，否則的話，“越共不可能發動這次突然襲擊”。他呼籲林登·B·約翰遜慎重考慮這個事實，因為報復性的空襲意味著美國將不再“只說不練了”。總統聽完邁克·曼斯菲爾德的發言後，依據“東京灣決議”賦予他的權力下達了空襲命令。

第二天晚上，麥喬治·邦迪帶著一份報告返回華盛頓，報告稱：　越南的形勢每況愈下，如果美國不採取新的行動，失敗不可避免在越南的利害關係非常之大美國的國際聲譽和實際影響力在越南受到了直接威脅。現在沒有辦法解除越南人身上的負擔，也不能透過談判做出任何重大承諾而使我們退出越南目前，任何形式的和談撤退都意味著投降。

麥喬治·邦迪建議採取漸進而持久地轟炸北越的政策。他提出兩個目標：就長期而言，他希望轟炸對北越的意志產生影響，迫使他們減少對越共的支援並進行談判；就短期而言，他認為轟炸能“立即在南越增加樂觀情緒”。

這種策略能改變長期的趨勢嗎？麥喬治·邦迪說他不能保證。他說，“越南的前景很不妙”，“有許多事情需要越南人做得更好”。但是，“我們在越南的立場存在嚴重弱點，人們普遍認為，我們沒有熱情、實力、耐心和決心採取必要行動並堅持下去”。

他在最後一段中強調了一個重要問題：“即使從最樂觀的方面來看，在越南的鬥爭將是長期的。認清這一基本事實對我們來說似乎很重要，讓我國人民瞭解這一點，也很重要。”我認為我們當時沒有做到這一點。

麥喬治·邦迪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八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提交了他的報告，國會領袖出席了這次會議。總統贊同他提出的轟炸計劃，但認為這是打敗侵略而“不使戰爭升級”的一個步驟。實際上，轟炸計劃意味著美國的軍事行動將發生重大變化。總統所言是完全無視這種重大變化的不實之詞。林登·B·約翰遜深知此點，但考慮到對外界的影響，他發表意見時做了變通和誇張，並希望其他人也照此辦理。參議員埃弗雷特　·德克森詢問能向新聞界講些什麼時，林登·B·約翰遜要求他不要講美國在謀求“擴大戰爭”。

雖然總統向公眾隱瞞了政策的這一變化，但他諮詢了政府外的許多有經驗的資深人士，尤其是前總統艾森豪威爾。他讓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安德魯·古德帕斯特中將（曾擔任過艾森豪威爾的軍事助手）向艾森豪威爾介紹基本情況。他還邀請艾森豪威爾到白宮與他和他的高階顧問們會面。

我參加了二月十七日的會議。那天下午，麥喬治·邦迪、厄爾·G·“巴斯”·惠勒、安德魯·古德帕斯特和我（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是下級軍官）圍坐在內閣會議桌邊兩個半小時，聆聽艾森豪威爾將軍對轟炸決策和越南問題的看法。將軍一開始就說，林登·B·約翰遜的首要任務是在東南亞遏制共產主義。他說，轟炸有助於實現這個目標。轟炸不會完全杜絕滲透，但有助於削弱河內繼續作戰的決心。所以，他認為總統把報復性打擊改為“施壓戰役”的時機來臨了。當時在場的某人（我忘了是誰）說，阻止共產黨接管南越需要大量美軍——八個師，艾森豪威爾聽後說，他希望不需要那麼多，但如果真需要，“就那麼辦吧”。他說，如果中國人或蘇聯人威脅要進行干涉，　“我們應該回話讓他們小心，以防災難（如核打擊）降臨到他們頭上。”

迪安·臘斯克致總統的一份優秀的個人備忘錄附和了艾森豪威爾的強硬言論。他在備忘錄中指出：“我堅信，如果允許共產黨北越統治東南亞，必將給美國和自由世界帶來災難性後果。”他說，“我還認為，應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回擊河內和越共的侵略”，甚至不惜“冒大規模擴大戰爭的風險”。關於撤退之策，迪安·臘斯克寫道：“以談判為掩護把東南亞拱手讓給共產黨北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