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籌得18萬港元現金和大量物資，《明報》闢　出版面，刊登捐贈音名單和錢物數。《明報》還組織車隊，源源不斷把食品　等物送到內地同胞手中。 對這次移民潮，金庸一連寫了10多篇社評，表明報紙的立場與態度。 這一時期的　《明報》名聲大噪，倍受市民的關注。5月前，《明報》發　行量僅1萬多份。自集中報道移民潮起，發行量激升到每天銷4萬份。《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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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上一級新臺階。 被遣回的內地人，沿途傳遞資訊，到月底，移民潮漸消失。不過仍有　幾十萬內地“移民”，以各種方式留在香港。港府不再遣送，香港加工業的　勞工缺口很大，他們正好填補。這些留港的內地人，對香港的工業起飛作　出了較大的貢獻——此乃題外活。 移民潮消失之際，同業有人說：《明報》沒有大新聞做，看查老闆還有　什麼招數，銷量必下跌無疑。 這同樣是金庸所憂慮的，金庸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讀者對他的社評　同對他的小說一樣有興趣。於是每天一篇社評，都是能引起讀者關注的政　治形勢、社會生活的問題。 1962年10月10日，蔣介石發表“雙十”文告，鼓動內地軍民起來反共，　井承諾“國府”必予支援。 金庸在《蔣介石的雙十文告》的社評中，以挖苦的口氣道：“從這兩個　文告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蔣先生沒有軍事反攻的信心，只是把希望寄　託在內地人民自發的反共行動上。在我們看來，內地人民如果起義反共，　也不至於貪圖臺方一個　‘所光復地區軍政長官’的頭銜。” 1963年，內地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旨在整肅有“資本主義思想”　的人。金庸在《中共推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文中，對某些左傾做法　加以抨擊： “我們認為資本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初級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　也好，哪一種經濟制度能使大多數老百姓豐衣足食，我們就擁護哪一種方　法。在目前的經濟狀況下，第一要義是使人人有飯吃、有衣穿。寧可　犧牲經濟發展的利益，使幹千萬萬百姓遭受不必要的痛苦，那是不是值得　呢？” 當涉及到國家與民族的利益時，《明報》旗幟鮮明站在中國一邊。 1962年10月底，中印戰爭。美國國務院發表宣告，譴責中國“猛烈的　侵略行為”。金庸知悉，奮筆疾書於次日刊出社評《美國宣告是非顛倒》，　駁斥美國的宣告： “美國這個宣告，完全錯了國際間法律和正義的原則是什麼？是　每個國家都有權利保衛自己的領土中國軍隊擊退侵略軍，怎能說是‘侵　略性行動’呢？是不是肯尼迪準備揮軍進入古已，古巴如果起而應戰，那　就是侵略美國了？” 如前一章詳述的，《星報》奉行中立辦報宗旨，那麼《明報》也是走這　條路。不過，《星報》是溫和客觀的中立；《明報》是激進的、並帶有感情　色彩的中立。社評是一報之魂，單看某一篇社評，你會覺得《明報》似乎　是某黨派的喉舌；多看幾篇，你才敢肯定，《明報》實際上跟任何黨派都無　干係。 正是因為《明報》激進的中立，使得移民潮後的《明報》銷量未大跌，　稍後又緩緩回升。有這個效果，為社評絞盡腦汁的金庸，已是十分滿意。 60年代中期，《明報》搬到北角南康大廈，共租用四層樓面地下做辦公　室和印刷廠。《明報》自置機器，自行印刷，盈利大增。 金庸並不滿足現狀，增加對中國問題的報道。當時香港記者不準赴內　地採訪，金庸的對策是：多用外國通訊和中國問題專家提供的稿件；多轉　載內地報刊（包括未公開發行的）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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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內地移民到香港的知青丁望、周青加入《明報》，他們利用了　解內地的特長，寫了大量關於內地的文章。後來　《明報》開闢《北望神州》　專版，由丁望、周青主編。專版風騷獨領，倍受讀者歡迎，其他各報關於　內地的報道只能望其項背。 內地爆發文化大革命，《明報》更是一馬當先，把報道重點放在“文革”　上。金庸一天一評，他的社評被譽為“香江第一健筆”。 這時，《明報》日銷12萬份以上，大報地位確立。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震驚世界，在歐美城市的街頭，都有戴紅袖章、　別像章的洋紅衛兵，並且發生過騷亂。香港與內地緊相連，影響更是勝過　別處。 1967年香港事件，就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產物，故又稱“香港式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