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師培細細翻閱後沉默不語，文章雖有火氣，但還是表示了與《新潮》爭鳴、商榷的態度。他也覺得仲甫和玄同等人有點偏執了，習慣把對待新文化運動的態度，作為評判時人進步或反動的惟一標準。那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歷史觀，並不能讓人認清文化問題的複雜性，反而容易引導學生誤讀歷史。所以在心裡，他也有牴觸情緒。但他畢竟是曾經滄海的人了，也知衰弱的身體來日不多。滿腹經綸急於傳授，但已不能在課堂高聲講課，否則就會引起劇烈的咳嗽。他想了想，見二位正急於聽自己表態，便理智地說：

“我以為《國故》的宗旨應埋首國學研究，提倡學理探討，儘可能與現實無涉，與所謂的封建復古更無涉。我也準備了幾篇論文，有文字訓詁方面的，也有談中國文學研究的。總之，我不反對必要的爭鳴，但更希望看到一些治學精於考證的學術論文。”

這就是他在生命最後一年的文化態度。對於一個真正做通天下學問，雄踞在中國文化之巔的人，其實倒始終懷著一種笑做學界的真性情。在北大新派們的眼裡，他和住對面的崔適老先生，該同屬舊派之列每天早晚出門相見，兩人也恍如謙謙君子，總是彎腰行禮。但一到課堂就不同了，他對老先生的今文經學竭力抨擊，一一指出荒謬之處，絲毫不留情面。而崔適也毫不示弱，常在對面課堂破口大罵這位年輕的國學大師。但只要一回到寓所，在門口相遇，又依然彬彬有禮地互相問候。

《國故》月刊就是這樣出籠的。由於《新潮》的後面站著激昂的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還有那位魯迅先生，加上他們的顧問又是愛標新立異的胡適之。所以一創刊，就被社會輿論自然而然地推到了北大新派的對立面。三十六歲的劉師培也萬萬沒有料到，他一夜之間又變成了面目可惜的封建遺老，專與新文化運動分庭抗禮的後臺老闆，由此還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呢！

4

我們的故事又得回到絨線衚衕的林琴南寓所。

1919年的林宅，也確實一度門庭若市，鬧哄哄地成了另一股勢力的風暴口。林琴南至今仍像一隻怒髮衝冠的老公雞，沉浸在去年那場“雙簧戲”的恥辱裡。

“錢玄同太可鄙了，他是將對桐城、文選派的所有仇恨，都潑到老夫頭上。化名王敬軒，以追星的口吻捧出老夫當活靶子，讓劉半農這小滑頭痛痛快快地往死裡打。這口氣，今天總算熬到頭”

此刻，他正在慷慨陳說心頭之恨。午後的斜陽，懶懶地照進了他的客廳。茶几旁坐著安福系的幾位遺老，其中那位叫張元奇的同鄉，還是新賄選上臺的議員。

林琴南終於籲出了一口怨氣，令在一旁侍候的張厚載去書房拿來新寫的文稿。他舉起一支苞漿油亮的瀟湘竹煙桿，先“叭嗒叭嗒”地猛吸了幾口，不無得意地說：

“我以春秋筆法，寫了篇小說，將陳仲甫、錢玄同和胡適之三大減人痛斥了一頓。你們可以先睹為快，發表後肯定轟動。”

張元奇拿起這篇題為《荊生》的小說，一口氣讀了下去。覺得非常解氣，那對浮腫的金魚眼裡，瀉出了濃濃的快意。

“琴兄寶刀不老寫得好，這就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哈哈！”

另一位遺老看了，也連聲稱讚。林琴南想象著小說出來後那夥賊人驚慌失措的狼狽樣子，忍不住放懷暢笑起來。

小說不長，全用文言。說的是某一天，有皖人田必美（自然指陳獨秀），浙人金心異（即錢玄同），夥同剛從美洲回來懂哲學的狄莫（指胡適），同去陶然亭遊玩。在一間房子裡，三位莫逆之交神侃起來。抨擊孔子綱常倫紀，主張用白話文代替古文。正當溫酒陳餚，談興正濃之時，忽聞一聲巨響，只見板壁破裂，跳出一位手提十八斤銅銅的偉丈夫荊生。荊生怒目圓睜，手指三人斥道，你們剛才在說什麼鳥話？泱泱華夏四千年，以倫紀立國，以禮儀安邦，爾等身為文人，為何要毀滅它？又竟敢以禽獸之言，打擾我耳根清靜！田必美剛想開口爭辯，偉丈夫已舉起二指按住其額頭，他便腦痛如錐刺般叫嚷起來。荊生又一腳踩住狄莫，令狄莫腰痛欲斷，大聲求饒。金心異是個近視眼，荊生狂笑一聲摘下他眼鏡往窗外扔去。金心異怕死，如刺蝟縮成一團叩頭請罪。荊生這時大笑起來，說你們這些貌似李蟄的狂徒，簡直是人間之怪物。今天我本不應接觸你們這反常的禽獸軀幹，回去我當用香湯好好洗一下手腳。我不想玷汙這神聖的銅銅，還不快滾下山去，讓餓鬼來收拾你們吧！三人抱頭鼠竄，一溜煙逃下山去。回首見危（木闌）之上，偉丈夫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