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別人去做的事情。從我的角度說，我十分確信巴林銀行再怎麼努力進軍西班牙水銀市場對我們也沒有任何威脅，如果他們選擇這樣做，就讓他們去做，我們自己應該知足常樂，並以平常心對待。

貝蒂也看到了這種情況。她曾經評論道：“我們的好叔叔（阿姆斯洛）無法接受我們的財富縮水的現實，他急切地希望將它恢復到以前的水平，為此，他會毫不猶豫地將我們重新拋回危險業務的折磨中。”但是，詹姆斯對納特的這種怯懦越來越不耐煩。夏洛特猜想詹姆斯應該肯定會歡迎他的侄子從生意中撤出，因為這使得他年齡稍長的兩個兒子阿爾方索和古斯塔夫（他們的第一次露面出現在1846年的函件中）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到業務中。正如貝蒂所指出的，這種長期以來的“兄弟團結的老傳統”似乎“已經接近分崩離析的邊緣”。

這些還不是家庭失和的唯一原因。甚至早在1848年革命爆發之前，法蘭克福銀行就對倫敦方面的態度有很多怨言。安瑟爾姆抱怨道：“做最卑微的僕人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情，在執行您的指令時甚至都無法透過西班牙的信使瞭解事情的進展情況。準確地說，是我們根本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很久以來，我們就一直在這個由不同的公司所組成的群體中被歸類為二等公民。”正如這段話所暗示的，安瑟爾姆認為，作為下一輩人中的長子，他應該成為阿姆斯洛在法蘭克福的繼承人。然而，維也納分部所受到的打擊改變了所有這一切，因為這個變故促使他繼承了他父親在奧地利的位置。也是基於同樣的想法，卡爾希望他的長子梅耶·卡爾到義大利繼承他的事業。然而，沒有子嗣的阿姆斯洛更堅決地認為梅耶·卡爾應該在法蘭克福接替他，讓他能力稍遜的弟弟阿道夫去那不勒斯。就像詹姆斯所看到的，這樣的爭論不僅發生在這幾個年邁的兄弟之間，也同時發生在他們的兒子和侄子之間，原因很明顯，他們都覬覦著法蘭克福銀行，因為它仍然主宰著維也納和那不勒斯分部的業務：“安瑟爾姆在和梅耶·卡爾較勁。梅耶·卡爾在和阿道夫較勁。”儘管夏洛特很明顯與她的哥哥一個鼻孔出氣，但她在日記裡還是詳細描繪了這種競爭所產生的那種不和諧氣氛：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5）

梅耶·卡爾很成熟，他是這個世界上最傑出的人士，一個國際公民。他正值盛年，處於無可置疑的權力巔峰。他透過他迷人的舉止、活潑的天性以及睿智的談吐為他自己贏得了比安瑟爾姆要多得多的支援率。事實上，他在法蘭克福是一位廣受歡迎而且深受喜愛的人物，他受歡迎的程度使我的姐夫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望塵莫及。我深信他所掌握的知識的廣度和深度絕不亞於安瑟爾姆，我無法評價他是否是一名經驗豐富的生意人，他對重要事件的判斷能力是否正確，他是否是一名出色的作家或者是演講家安瑟爾姆總是在我哥哥面前表現優越感，這種情況是非常沒有道理的，因為要想找我哥哥這麼一位有才華的人，您可能得搜遍整個帝國。或許他的天資達不到追求人文思想的科學機構所要求的全面的研究能力和長期的學習能力。然而，作為一個銀行家和世界傑出人士，作為一位歐洲社會中舉止優雅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成員（因為他在所有國家及階層中都能遊刃有餘），在我看來他沒有任何對手。安瑟爾姆用這種輕侮的態度對待我哥哥是很不公平的，而且有些卑鄙。

最後，我們應該牢記的很重要的一點是，在1848年的大動盪後，倫敦和巴黎對維也納銀行的憤怒和不滿。曾經有很多次，詹姆斯的言辭中都表露出連他都很想切斷與維也納的聯絡。“我對維也納沒有興趣。”他在1849年給紐科特寫的信中這樣說，“當其他人都在那兒對政府進行投機的時候，我們在維也納的人卻一點兒都不聰明，而且很遺憾，他們都是一群差勁的生意人。他們只會一根筋地認為他們做生意的目的是為了國家的利益。”

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合夥制度在1852年的時候終於進行了更新，對1844年確立的體系進行了一些調整，並在隨後的20多年中取得了不亞於之前體系的輝煌成績。原因是什麼？羅斯柴爾德家族公司作為跨國合夥制企業能存活至今的最好解釋，在於詹姆斯在化解代溝，並把家族中分歧日益增大的各個分支機構再次重新綁在一起的整個過程中所起的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夏洛特1849年在法蘭克福看她的叔叔時說的一樣，詹姆斯從1848年的危機中重新崛起，而且他對生活和生意的慾望絲毫沒有減弱：

我以前很少能見到如此精明能幹的人，如此具有國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