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聞打破上溪口，又向祁門走一回。

可是，曾國藩雖然自己曉得世態炎涼，卻不能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竟在一怒之下把李元度頭上的歲星奪去了。

而且，曾國藩並沒有就此停止對李元度的懲罰，而是接二連三地彈劾，毀了他一生的功名前途。從曾國藩的官場經歷來看，如果是官場中他可以輕易除掉的對頭，他會毫無顧忌地加以彈劾；如果他自己認為他的對頭難以動搖，則厚顏卑辭、千方百計地巴結；對於那些還有利用價值的人，則儘量顯示自己的寬宏大度。至於對自己的朋友，他總是儘量地給予好處。然而，對李元度卻是一個意外，他能狠下心來加以參劾，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我想，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或許我們可以理解為愛之深，責之切吧！

但是，李元度並沒有就此而喪失信心，而是努力求得將功贖罪的機會。早在曾國藩奔父喪時，李元度與後任浙江巡撫的王有齡之間就往來密切，而王有齡則與曾國藩存在很深的隔閡，因為湘軍不屬朝廷編制，所以都是由各地自籌軍餉。曾國藩在江西時，向王有齡要軍餉，王有齡卻沒有答應他；後來因浙江軍事危急，王有齡向曾國藩討救兵，曾國藩同樣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由此兩人間積怨不斷。李元度與王有齡有聯絡，更增加了曾國藩對他的誤解。後來，曾國藩復出，李元度也就對曾國藩死了心，但是，徽州之敗，使曾李二人的交情由此結束，因此，李元度只好另立門戶。他在家鄉，重新招募了一支八千人的隊伍，號稱安越軍，到浙江投靠王有齡去了。李元度的改換門庭，使曾國藩對他更為惱怒。咸豐十一年五月，李元度因率安越軍援助湖北於義寧等處出力有功，經總督官文、巡撫胡林翼奏請，使他重新擔任按察使的職務；接著李元度又攻破了江西奉新、瑞州等城，經江西巡撫毓科奏請，賜給了他布政使頭銜；這年九月，李元度始率軍入浙，同左宗棠部會合，把常山等地從太平軍手裡奪了回來。故於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他接著擔任了浙江鹽運使兼署布政使。二月初三日又奉旨擢授浙江按察使。李元度如此平步青雲，本來與曾國藩沒有任何的關聯，卻使曾國藩感到有些難堪，因為李元度的這一系列功勞，都是在離開曾國藩之後所取得的，而李元度立功越大越多，就會越多地證明李元度並非是因為無能導致徽州之敗的，而是曾國藩排程無方。正是因為這種心理的影響，曾國藩對李元度接二連三地報復，現在我們從曾李二人交往的歷史來看，曾國藩是一直處於主動地位的，而李元度始終含屈受冤，鬱郁不得志。而且，李元度自己也覺得徽州之敗，他確實無顏見曾國藩，而曾國藩始終不能對此釋懷，在此種情況下，他到底該怎麼做呢？就此抑鬱終生？或向曾國藩表明全是因為自己無能才導致戰場失利？

當然李元度組成安越軍，以給自己一個東山再起的機會，這無疑是最明智的選擇，也是作為一名大丈夫所應該做的。可惜的是，他碰上的曾國藩卻是一個權勢熏天、心胸狹窄的人，才使自己空有一身才藝卻無法施展。雖然如此，從晚年李元度與曾國藩的關係看，因為李元度並非斤斤計較之人，兩人的關係還是十分融洽的。如同治十三年李元度曾經寫了一首詩，步曾國藩的韻腳：“嗟我昔從公，中蹶良自作，未逐鯤鵬化，甘同鮒轍涸。”稱自己之所以在官場中屢屢受挫，完全是自己的報應。而在曾國藩死後，李元度在祭文中還曾經寫道：“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於我，地拓海容。”

李元度晚年出任貴州按察使，升布政使，但也只是做到了和以前一樣的官職。與晚於他的李鴻章已根本不能相提並論了。在此我們也只能對之惋惜而已。

第四部分：天國瓦解安慶之役（1）

安慶是處於長江之濱的一座重要城市，也是太平天國的首府南京的重要屏障，湘軍要進軍南京，必須要先把安慶攻下，而一旦安慶被攻下，南京的形勢也將非常危急，因此，太平天國一直派重兵對安慶進行防守。咸豐十年閏三月，曾國荃帶領著一萬多名湘軍，開始準備進攻安慶。咸豐十一年八月，圍困近一年半的安慶城在湘軍的猛烈攻擊下終於失守了。

在湘軍歷史上，攻下安慶，其意義極其重大，它同時也極大地傳播了湘軍的名聲。

當時，太平軍對安慶這個戰略重地也非常重視，因為它既保護了東邊的天京，又是糧食等物質的供應樞紐，還是與捻軍聯絡的據點。當時，約有八萬多人的湘軍，正在長江南北兩岸分七路指向安慶、蕪湖等地，打算上游勝利以後，以高屋建瓴之勢攻佔下游。他們計劃宏大，來勢兇猛，給人勢在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