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但是，新知識分子與傳統士紳不同的是，前者已不再是四民之首。在傳統社會中，士作為四民之首與其他三民保持著有機的聯絡。尤其在基層社會，“地方士紳一言一動，鄉里倚為重輕”。而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和四民社會的解體，治統與道統逐漸分離；新教育制度培養出的現代知識分子在社會上“自由浮動”，大部分與農工商三民疏離，自然也難以贏得大眾的信仰。這一點，在鄉村社會表現尤為明顯。三十年代《女子月刊》上曾有一篇文章，十分細緻地描述了新知識分子在鄉下人眼中的情形：

“我們如往鄉村中去實地考察一下，當可知道現在一般未曾受教育的對於知識階級所抱的是一種何種態度。過去鄉村中，秀才先生或書塾老師有極大的潛勢力。他是一鄉中的審判者，一鄉中的號令者，一鄉中的指揮者；他是一鄉中所‘佩服’的人；假如這位秀才先生或鄉塾老師，果真是道德高尚，則他的話即可成為號令。這種現象，從壞的方面來觀察，是人民知識的低落，是紳權的膨脹；但如從好的方面來觀察，亦可以說是知識界與非知識界的溝通。過去中國的各種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