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一生,皆有悟業以養身家。予藉舌耕為恆業垂二十年,乃因新學之興,予之恆業即莫能依靠,將有窮困不可支撐之勢”。“嗟乎!士為四民之首,坐失其業,謀生無術,生當此時,將如之何?”劉大鵬的境遇無疑是當時數十萬鄉紳處境的縮影。廢科舉不僅斷絕了下層鄉紳的政治仕途,甚至危及下層鄉紳的謀生手段。衣食足而知禮節。士既無以為生,自然也就難為其他三民的表率。“四民失業將欲天下治安,得乎?”劉大鵬自然看到了問題的關鍵所在。鄉紳劣化的一個造因實於此隱伏。
科舉取士,每次幸運者總歸是少數。失敗者難免會有一種挫折感。但科舉制度卻有著一種“自我消解挫折感”的功能。這種功能不自於它沒有年齡限制,這就為每一個失敗者始終保留著下一次成功的機會與企盼。這種機會與企盼的存在,使個別的科場失意者很難凝聚成群體性的社會不滿,而且不會形成對現存秩序的巨大的政治參與壓力。這一點,新式常常學堂體制迥然不同。“科舉初停,學堂未廣,各省舉貢人數不下數萬人,生員不下數十萬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學堂,不免窮途之嘆”。即使那麼些年齡尚可入新學堂的生員,又苦於學堂因師資、教材、經費、校舍等問題而難以遍高於廣大農村,而只得望而興嘆。這樣,在廢科舉之後的一二十年間,廣大農村出現了一大批既無法透過科舉取得功名,又無法進入新式學堂接受新教育的“過渡群體”。民國初年的著名記者黃遠庸將這些新舊遞嬗過程中產生出來的遊離分子稱之為對社會穩定具有破壞力的“遊民階級”。這批人從原有的生存結構中脫離出來,又無法象城市上層士紳那麼樣被新的生存結構所吸納。上升性的社會流動渠道受阻,因而產生群體性的對現實的疏離和不滿。這是鄉紳劣化的又一造因。
士紳本是與皇權共生的社會集團。在科舉廢除,帝制傾覆後,士紳的“繼替常軌”中斷。據張仲禮推算,清代士人考上生員、舉人、進士時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4、31和34歲,而士紳的平均壽命為57歲。也就是說,清末最後一代士紳經過一二十年的自然遞減,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已所剩無幾。不僅如此,民國建立後,科舉功名身份不再具有帝制時代所具有的法理性權威,喪失了皇權體制的庇護。“前清舉人”、“前清進士”成為歷史遺存,而不再成為獲取社會優勢地位和權勢資源的憑藉和依據。當然,法律的否定與社會的遺棄,其間還有一個時差和過渡。因此,在民國初期,中國社會依然存在著科舉制度的慣性。特別是在廣大的鄉村基層社會,傳統士紳的落日餘暉還將延續較長一段時間。
五四以後,隨著新知識分子群體力量的劇增,傳統士紳逐漸從政治社會的權力中心退居到邊緣。其後,大革命的浪潮席捲南方各省,農**動風起雲湧,農村基層社會的紳權勢力首當其衝。除一部分有錢有勢的大士紳遷居都市外,留在鄉村的小士紳或老成凋謝,或消極因循,大多喪失了完整的社會整合能力而蛻變為單純的地主和高利貸者。1926年,彭湃在《海豐農**動報告》中寫道:“二十年前,鄉中有許多貢爺、秀才、讀書穿鞋的斯文人。現在不但沒有人讀書,連穿鞋的人都絕跡了。”這種情形不是廣東一隅的獨特現象。1930年5月,毛ZD調查江西尋烏農村時也發現,“近數年來,秀才們大多數無所事事”;“這班人多半是收租的小地主,一小部分教書,又一小部分以行醫為生”。
同樣的情形也在湖北鄉村社會存在。三十年代初期,湖北省民政廳在調查中發現,“現在各縣風俗,其最堪憂慮者,厥惟士紳之不安於其鄉,在鄉者之不願出而問事。往所謂任率簡諒,倜儻之概,為之一變。”筆者根據當時湖北各縣士紳情形粗略統計(見下表),士紳離開鄉村,遷居都市或外省者約佔30%。在鄉士紳中大多老成凋謝,因循敷衍,有的維持資產,享樂田園,有的囿於舊道德,缺乏現代知識,不足以協力地方政務,有的因時局紛亂,世風澆漓,潔身自愛,不肯出而任事,還有的受大革命時期農**動的打擊而退於無能。另有一部分不肖士紳作惡鄉里,武斷鄉曲,或分立門戶,派別傾軋。真正能達民隱,尚孚眾望,並能協力地方的公正士紳寥寥無幾。
顯而易見,科舉制度廢除後,傳統士紳群體中雖遊離出一批作惡鄉里,武斷鄉曲的劣紳,但到三十年代初,擁有科舉功名的最末一代士紳已瀕臨整體性沒落的境地。
三、知識分子城市化
清末廢科舉與興學校是同步進行的。按理,當科舉制度下的最後一代士紳衰亡沒落之際,應是新教育制度下的知識分子群體成長崛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