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延伸，紳士配合官府向人民徵收賦稅，維持地方治安；與此同時，作為基層民眾的代言人，紳士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地方利益的代表，有時甚至會與損害地方利益的官府發生衝突。正是紳士在官民之間上下溝通，並形成一種良性互動關係，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傳統國家與社會的整合。這是中國傳統基層社會權力結構的基本構架。

在辛亥革命以後，在王朝政治體制和行政機構分崩解體的歷史大背景下，位於舊秩序深層的基層社會權力結構有沒有發生變化？若有，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這種變化對民國時期的中國鄉村社會發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這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

傳統士紳的沒落

“一談到‘紳’，便聯想到‘土豪劣紳’”。章開沅先生這句話於不經意間道出了民國以來“紳”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中國傳統基層社會結構中最早發生近代裂變的，正是官民之間的中介群體“紳”。

作為社會惡勢力之一，土豪劣紳自然歷代皆有。但土豪劣紳凸顯成為一個勢力龐大的社會群體，卻是民國時代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畸形產物。

據有人考證，“土豪”一詞最早出現於魏晉南北朝時期，指稱那些“先世無聞”而有財有勢的暴發戶。而“劣紳”不過是與正紳相對的概念。清代在鄉里勾結吏胥，包攬詞訟，欺壓百姓或聚眾抗官的鄉紳，即被指為“劣紳”。今人獲知“土豪劣紳”一詞，大多得自毛ZD的《湖南農**動考察報告》，由此難免讓人產生“土豪劣紳”一詞似出自大革命時期湖南農民之口的印象。其實，“土豪劣紳”這一稱呼在當時頗為流行。1927年長沙“馬日事變”時，湖南軍閥甚至將“土豪劣紳”作為戒嚴的通行口令：如果遇到軍警喊口令“土豪”，趕緊應答“劣紳”，即可透過。翻閱民國時期有關鄉村社會問題的書籍或報刊文章，“土豪劣紳”一詞幾乎觸目可見。筆者從民國檔案中甚至還發現土豪劣紳之間相互指控對方為“土豪劣紳”的現象。當時社會上流行著“無紳不劣，有土皆豪”的說法，甚至有人驚歎：“試看今日之域中（指鄉村），竟是土豪劣紳之天下”。土豪劣紳不僅成為當時**要打倒的物件，也一度成為國民黨及其地方實力派要打擊的目標。如閻錫山在山西，劉峙在河南，陳誠在湖北，張治中在湖南，均將土豪劣紳與煙毒、土匪等同列為地方公害，而希圖加以剷除。凡此，皆說明民國時期紳的裂變和劣化，已凸顯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現象。

民國時期，紳何以會發生群體性的裂變和劣化？要解答這個問題，有必要略為回顧20世紀初作為士紳群體所賴以存續的科舉制度的廢除和皇權崩潰以後地方紳權的變遷。

有研究者稱，當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時，不僅革命派的報刊幾不注意此事，改良派、保守派的反應也十分平靜，既乏憤激者，也少歡呼者。當時的社會輿論大致接近於無聲無息，彷彿廢除的並非是一個延續了千餘年且一直為士子身家性命所繫的一個制度。一般的解釋，認為廢科舉從倡議、改良到廢除，已喧鬧多年，人們已有了相當的心理準備。這種說法實際只看到了當時社會心態的一個層面。事實上，所謂廢科舉時的社會輿論，只可看作是當時少數上層士紳的心態反應。而恰恰是這批上層士紳並未深切感受到廢科舉所引起的社會震盪。因為他們或可繼續享有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讓自己的子弟佔據新學堂以及出國留學的機會，很快轉變為近代工商業者、新知識分子或新式軍人。

真正悲慘的是那些散居在廣大農村的下層鄉紳。但他們當時既不易形成自己的力量，更難於表露自己的心聲，以至於今天很難揣測他們當時的心緒和處境。難得的是，近年出版的一部清末民初的一位鄉紳自述，我們可以從中略見一斑。這部自述是山西太原縣清代舉人劉大鵬（1857－1943）所著的《退想齋日記》。1896年春，當“裁科考之謠”傳到劉大鵬所在的太原縣時，立即引起士子們“人心搖動，率皆惶惶”。1905年10月，當劉氏獲悉已正式停止科考，“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屬空虛”。這不僅意味著仕途的中絕，更多的下層鄉紳直接感受到生存危機，“生路已絕，欲圖他業以謀生，則又無業可託”。對於家有恆產者，尚不慮及吃穿，“若藉舌耕度歲者，處此變法之時，其將保以謀生科？”果然，不到一兩月間，已是“失館者紛如”。這些失館者因“無他業可為，竟有仰屋而嘆無米為炊者”。科舉制不僅僅是一種官僚選拔機制，也是一種政教相連，耕讀仕進並舉的社會建制。科舉一廢，讀書者既無出路，教書者自亦失業。劉氏自述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