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中我看見覆蓋著“民族魂”旗子的棺木下沉到墓穴裡。在“牛棚”的一個角落，我又看見了他，他並沒有改變，還是那樣一個和藹可親的小小老頭子，一個沒有派頭、沒有架子、沒有官氣的普通人。

我想的還是從前的事情，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

我當時不過是一個青年作家。我第一次編輯一套《文學叢刊》，見到先生向他約稿，他一口答應，過兩天就叫人帶來口信，讓我把他正在寫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編》收進去。《叢刊》第一集編成，出版社刊登廣告介紹內容，最後附帶一句：全書在春節前出齊。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來了，他對人說：他們要趕時間，我不能耽誤他們（大意）。其實那只是草寫廣告的人的一句空話，連我也不曾注意到。這說明先生對任何工作都很認真負責。我不能不想到自己工作的草率和粗心，我下決心要向先生學習，才發現不論是看一份校樣，包封一本書刊，校閱一部文稿，編印一本畫冊，事無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別人的事，先生一律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