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想法，我的這種精神狀態也許是接連不斷的多次運動的後果。倘使我遲生幾十年，就不會背上那麼沉重的包袱，我可能一個字也不會寫，更有可能不讓人抓住辮子。我有幸躲掉了幾次運動，可是最後在“文化大革命”中給揪住算總賬，一筆也不放過。那麼重的包袱！那麼多的辮子！我從小熟悉一句俗話：“在劫難逃”，卻始終不相信。但聽慣棍棒聲音的人很難說自己毫無餘悸。

我明白了。一大堆包袱和辮子放在我面前，我要把它們一一地清理。這決不是愉快的工作。我多麼想把它們一筆勾銷，一口否定。然而我無權無勢，既毀不了，又賴不掉，只好老老實實把包袱和辮子完全攤開展覽出來，碰碰運氣。即使等待我的是批判，我也只好硬著頭皮接受。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在劫難逃”嘛。

我又想起一樁往事：我開始寫第一本小說《滅亡》的時候，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小旅館裡，離先賢祠很近。我經常在飛著細雨的黃昏，在先賢祠前廣場上盧騷（梭）的銅像下徘徊。我尊敬盧騷（梭），稱他為“老師”，一，我學習他寫《懺悔錄》講真話；二，我相信他的說法：人生來是平等的。五十四年過去了，可是今天還有人告訴我：人是應該分為等級的。那麼根據我幾十年的寫作經驗，我大概屬於挨批的一等吧。我即將進入八十高齡，看來到死我也不會上升為批人的那個等級了。因此對著五十四年來留下的包袱和辮子，我不會感到心情舒暢。

但是我終於把它們閱讀完畢了。我回過頭重走了五十四年的路。我興奮，我思索，我回憶，我痛苦。我彷彿站在雜技場的圓形舞臺上接受批鬥，為我的寫作生活做了徹底的交代。《序跋集》是我的真實歷史。它又是我心裡的話。不隱瞞，不掩飾，不化妝，不賴賬，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來。不怕幼稚，不怕矛盾，也不怕自己反對自己。事實不斷改變，思想也跟著變化，當時怎麼想怎麼說就讓它們照原樣留在紙上。替自己解釋、辯護，已經成為多餘。五十四年來我是怎樣生活的，我是怎樣寫作的，我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我究竟做過些什麼樣的事，等等等等，在這本書裡都可以找到回答。有人要批判我，它倒是很好的材料。至少我的思想的變化在這裡毫不隱蔽地當眾展覽了。

“四人幫”還在臺上的時候，“革命造反派”不止一次地威脅我，說是批判我“要一直批到共產主義社會”。說話人的兇相我至今忘記不了。我不想死後得到安息，我知道自己進不了天堂。但倘使有一位偉大的詩人能把我的靈魂帶進“共產主義社會”，即使去受批判，即使必須走遍“地獄”和“煉獄”，我也心甘情願。

結束了這個使我感到厭倦的工作，我吐一口氣，覺得輕鬆多了。這本集子是那位北京的朋友鼓勵我編輯的，我感謝他的幫助，我還請求他允許我把我的《序跋集》獻給下一代和再下一代的讀者，我非常願意接受他們的批判。

八月十日在莫干山

懷念魯迅先生（1）

四十五年了，一個聲音始終留在我的耳邊：“忘記我。”聲音那樣溫和，那樣懇切，那樣熟悉，但它常常又是那樣嚴厲。我不知對自己說了多少次：“我決不忘記先生。”可是四十五年中間我究竟記住一些什麼事情？！

四十五年前一個秋天的夜晚和一個秋天的清晨，在萬國殯儀館的靈堂裡我靜靜地站在先生靈柩前，透過半截玻璃棺蓋，望著先生的慈祥的面顏，緊閉的雙眼，濃黑的唇髭，先生好像在安睡。四周都是用鮮花扎的花圈和花籃，沒有一點干擾，先生睡在香花叢中。兩次我都注視了四五分鐘，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彷彿看見先生在微笑。我想，要是先生睜開眼睛坐起來又怎麼樣呢？我多麼希望先生活起來啊！

四十五年前的事情彷彿就發生在昨天。不管我忘記還是不忘記，我總覺得先生一直睜著眼睛在望我。

我還記得在烏雲蓋天的日子，在人獸不分的日子，有人把魯迅先生奉為神明，有人把他的片語隻字當成符咒；他的著作被人斷章取義、用來打人，他的名字給新出現的“戰友”、“知己”們作為裝飾品。在香火燒得很旺、咒語念得很響的時候，我早已被打成“反動權威”，做了先生的“死敵”，連紀念先生的權利也給剝奪了。在作協分會的草地上有一座先生的塑像。我經常在園子裡勞動，拔野草，通陰溝。一個窄小的“煤氣間”充當我們的“牛棚”，六七名作家擠在一起寫“交代”。我有時寫不出什麼，就放下筆空想。我沒有權利拜神，可是我會想到我所接觸過的魯迅先生。在那個秋天的下午我向他告了別。我同七八千群眾伴送他到墓地。在暮色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