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著臉皮到國外去找尋我們自己需要的資料。

現在還是能夠有所作為的時候。聽說日本的“近代文學館”是日本的作家們創辦的，並沒有向國家要一個錢。日本作家辦得到的事，難道我們中國作家就辦不到？我的力量雖然有限，但決心很大，帶個頭總是可以的吧。創辦和領導的工作由中國作家協會擔任，我們只要求國家分配一所房子。我準備交出自己收藏的書刊和資料，還可以捐獻自己的稿費，只希望在自己離開人世前看見文學館創辦起來，而且發揮作用。

我設想中的“文學館”是一個資料中心，它蒐集、收藏和供應一切我國現代文學的資料，“五四”以來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們有關的書刊、圖片、手稿、信函、報道等等、等等。這只是我的初步設想，將來“文學館”成立，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更多。

對文學館的前途我十分樂觀。我的建議剛剛發表，就得到不少作家的熱烈響應。同志們給了我很大的鼓勵。我心情振奮，在這裡發表我的預言：十年以後歐美的漢學家都要到北京來訪問現代文學館，透過那些過去不被重視的檔案、資料認識中國人民美好的心靈。

現代文學資料館（2）

點著火柴燒燬歷史資料的人今天還是有的；以為買進了最新的機器就買進了一切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人相信我們需要加強我們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對我們民族精神的認識。認識自己，認識我們的文學，認識中國人民的心靈美。我們有一個豐富的礦藏，為什麼不建設起來好好地開採呢？

我那些美好的夢景一定會成為現實，我的愉快的微笑並不是毫無原因的。

四月四日杭州

懷念方令孺大姐（1）

最近去杭州住了六天，幾乎天天下雨，我不常外出，也很少伏案寫作。我住在招待所的二樓，或者在陽臺上散步；或者長久地坐在沙發上閉目養神；或者站在廊前，兩隻胳膊壓著欄杆，隔著裡西湖眺望白堤。白堤是我熟悉的，但這樣看白堤在我還是第一次。那麼多的人魚貫而行，腳步不停，我彷彿在看皮影戲。顏色鮮明的公共汽車，楊柳的新綠和桃花的淺紅，都在那幅幕布上現了出來。

我記起來了：十六年前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和蕭珊買了回上海的車票，動身去車站之前，匆匆趕到白堤走了一大段路，為了看一樹桃花和一株楊柳的美景，桃花和楊柳都比現在的高大得多。樹讓挖掉了，又給種起來，它們仍然長得好。可是蕭珊，她不會再走上白堤了。

我哪裡有心思遊山玩水？！遊山玩水，那是三十年代的事情，從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幾乎每年都去杭州，我們習慣在清明前後遊西湖，有一兩年春秋兩季都去，每次不過三四天，大家喜歡登山走路，不論天晴下雨，早晨離開湖濱的旅館，總要不停步地走到黃昏，隨身只帶一點乾糧，一路上有說有笑。同遊的人常有變更，但習慣和興致始終不改。南高峰、北高峰、玉皇山、五雲山、龍井、虎跑、六橋、三竺彷彿是永遠走不完、也走不厭似的。那個時候我們好像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感情！我還記得就是在沿著九溪十八澗走回湖濱的蜿蜒的小路上，陸蠡、麗尼和我在談笑中決定了三個人分譯屠格涅夫六部長篇小說的計劃。我們都踐了諾言，陸蠡最先交出譯稿，我的譯文出版最遲。陸蠡死在日本侵略軍的憲兵隊裡，麗尼則把生命交給自己的同胞。當時同遊的法國文學研究者和翻譯家黎烈文後來貧困地病死在臺北。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六十年代中從六○年到六六年我每年都到杭州，但是我已經沒有登山的興趣了。我也無心尋找故人的腳跡。頭一年我常常一個人租船遊湖，或者泡一杯茶在湖濱坐一兩個小時，在西湖我開始感到了寂寞。後來的幾年我就拉蕭珊同去，有時還有二三朋友同行，不再是美麗的風景吸引著我，我們只是為了報答一位朋友的友情。一連幾年都是方令孺大姐在杭州車站迎接我們，過四五天仍然是她在月臺上揮手送我們回上海。每年清明前後不去杭州，我總感覺到好像缺少了什麼。同方令孺大姐在一起，我們也只是談一些彼此的近況，去幾處走不厭的地方（例如靈隱、虎跑或者九溪吧），喝兩杯用泉水沏的清茶。談談、走走、坐坐，過得十分平淡，現在回想起來，也沒有什麼值得提說的事情，但是我確實感到了友情的溫暖。

友情有多種多樣。“溫暖”兩個字用得太多了，說不清楚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我當時彷彿在冬天早晨曬太陽心裡暖和，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我感到輕鬆而舒適；我又像在一位和睦家庭中的長姐面前，可以隨心談話，用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