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也好。同看電視的病友交談起來，都說節目不夠豐富。但要是連這些節目也沒有，我怎麼熬過病房裡的夜晚呢？！

藥有效，病繼續轉好，但更加緩慢，有時好像停滯不前似的。作為鍛鍊，我每天三頓飯後都要在走廊上散步，來回三圈共走六百步。頭兩個月我撐著木拐走，到第三個月我便改用手杖。最初走到第二圈便感到吃力，後來走完三圈才想休息。但以後，第三圈還不曾走完，又感到疲乏了。作為鍛鍊，我仍然每天寫一兩百字，我用三百字或二百四十字的稿紙。摔傷前兩三年，我經常訴苦：“寫字越寫越小。”第一次出院後經過一個時期的鍛鍊，寫滿一張稿紙可以把百分之七八十的字寫在格子裡面，現在幾乎可以做到字字入格、大小一致。可是一筆一畫地寫，動作十分遲緩。有時寫封簡訊也要花費一個上午，而且相當吃力。我又著急起來：難道進展就到此為止嗎？好像正是這樣。

我在前面說過“不悲觀”，說過“則安之”。其實我偶爾也有悲觀和不安的時候。在那些時候我就睡不好，心裡煩躁，在床上不斷翻身，第二天精神不好。聽見來探望的友人說：“你已經恢復得很快了！”總覺得不好受。當然我經過思想鬥爭也一次一次地克服了悲觀和煩躁，不然我就難以支援到今天。

病中聽到朋友逝世的訊息總有點“傷感”。這次我住在北樓，去南樓不方便，又要經過有穿堂風的走廊，我走不了那一大段路。不過偶爾有一兩位病友從南樓走過來看我，例如師陀和林放，談起來我才知道一點南樓的情況。聽說金焰也在那邊。我住在南樓的時候，金焰還沒有住院。好些年不見他了，“文革”後期，有一次在電車上遇見他，他瘦得厲害。我知道多年前，大概是六十年代初期吧，他患胃病開刀，切除胃以後，效果不好，一直沒有恢復健康。他最近入院治療，可能擔心老年病人難熬過冬天的節氣。沒有料到過了不多幾天一位探望的友人就給我帶來金焰去世的訊息。這並不是意外的事，但我仍然吃了一驚，馬上想到了“冬天的節氣”，也就是想到了自己。已經遲了。他死在南樓，我都不知道，不能和他的遺體告別，我託人在他的靈前獻了一個花圈。

我是金焰同志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觀眾。五十年代中我們常在一起開會，見面時彷彿很熟，會後卻很少往來。五十年代後期吳楚帆帶著粵語片《寒夜》來上海，由他陪同到我家做客，我們三個人談得融洽、愉快，還同去看了《寒夜》。吳楚帆是回來領取《大眾電影》百花獎的，他的演技受到了普遍的讚賞。過去金焰是國語片的電影皇帝，吳楚帆是粵語片的電影皇帝。吳主演的片子越來越多。金主演的片子越來越少。這次我們見面以後，他曾到西北深入生活，據說要編導或主演一部反映大西北新貌的片子。劇本沒有搞出來，他病倒了。後來聽說他的胃動了手術後，長期不想吃東西。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在黃山休養，他也到過那裡，身體不好，不能拍戲，他喜歡搞點業餘木工。在“文革”之前我大約還見過他兩三面。要是沒有人向我提起他，我和觀眾一樣早已把他忘得乾乾淨淨了。為什麼他的死訊使我震驚？使我痛苦？

病中（五）（2）

我一夜沒有睡好。但是我想明白了：一個藝術家長期脫離自己的創作實踐，再沒有比這更可悲的事情了。我只有在自己給疾病折磨了兩年以後，才理解這位不幸的亡友的心情。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

我的老家（1）

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去年九月訪問成都後，經上海回國。我在上海寓中接待他，他告訴我他到過我的老家，只看見一株枯樹和空蕩蕩的庭院。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樹。他輕輕地撫摩著粗糙的樹皮，想象過去發生過的事情。

水上先生是我的老友，正如他所說，是文學藝術的力量把我們聯結在一起的。一九六三年我在東京到他府上拜望，我們愉快地談了南宗六祖慧能的故事。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開會，聽說他和井上靖先生在京訪問，便去北京飯店探望他們。暢談了別後的情況。一九八○年我四訪東京，在一個晴朗的春天早晨，我和他在新大谷飯店日本風味的小小庭院裡對談我的藝術觀和文學生活，談了整整一個上午。那一盒錄影帶已經在我的書櫥裡睡了四年，它常常使我想起一位日本作家的友情。

水上先生回國後不多久，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給我寄來他那篇《尋訪巴金故居》。讀了他的文章，我彷彿回到了離開二十幾年的故鄉。他的眼睛替我看見了我所想知道的一切，也包括寬廣的大街，整齊的高樓

還有那株“沒有一片葉”的枯樹。在我的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