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裡枯樹是不存在的。過去門房或馬房的小天井裡並沒有樹，樹可能是我走後人們才種上的，我離家整整六十年了。幾個月前我的兄弟出差到成都，抽空去看過“老家”，見到了兩株大銀杏樹。他似乎認出了舊日的馬房，但是不記得有那麼兩株銀杏。我第二次住院前有人給我女兒送來一本新出版的浙江《富春江畫報》，上面選刊了一些四川畫家的油畫，其中一幅是賀德華同志的《巴金故居》，出現在畫面上的正是一株樹葉黃落的老樹。它不像是水上先生看見的“大腿粗細的枯樹”，也可能是我兄弟看見的兩棵銀杏中間的一株。腦子裡一點印象也沒有，我無法判斷。但是我多麼想摸一下生長那樣大樹的泥土！我多麼想撫摩水上先生撫摩過的粗糙、皴裂的樹幹

在醫院中聽說同水上先生一起訪華的佐藤純子女士又到了上海，我想起那本畫報，就讓家裡的人找出來，請佐藤女士帶給水上先生。後來還是從佐藤女士那裡收到了水上先生第二篇《尋訪故居》文章的剪報。

我跟著水上先生的腳跡回到成都的老家，卻看不到熟悉的地方和景物。我想起來了，一九八○年四月我在京都會見參加旅遊團剛從成都回國的池田政雄先生，他給了我一疊他在我的老家拍的照片，這些照片後來在日本的《野草》雜誌上發表了。在照片上我看到了一口井，那是真實的東西，而且是池田先生拍攝下來的惟一的真實的“舊址”。我記得它，因為我在小說《秋》裡寫淑貞跳井時就是跳進這一口井。一九五八年我寫了關於《秋》的《創作談》，我這樣說：“只有井是真實的東西。它今天還在原來的地方。前年十二月我到那裡去過一趟。我跟那口井分別了三十三年，它還是那個老樣子。井邊有一棵松樹，樹上有一根短而粗的枯枝，原是我們傢伙夫挑水時，掛帶鉤扁擔的地方。松樹像一位忠實的老朋友，今天仍然陪伴著這口老井。”但是在池田先生的照片上只有光禿禿的一口井，松樹也不知在什麼時候給砍掉了。水上先生沒有看到井，不知是人們忘了引他去看，還是井也已經填掉。過去的反正早已過去，舊的時代和它的遺物，就讓它們全埋葬在遺忘裡吧！

然而我還是要談談我的老家。

一九二三年五月我離開老家時，那裡沒有什麼改變：門前臺階下一對大石缸，門口一條包鐵皮的木門檻，兩頭各有一隻石獅子，屋簷下一對紅紙大燈籠，門牆上一副紅底黑字的木對聯“國恩家慶，人壽年豐”。我把這一切都寫在小說《家》裡面。《激流三部曲》中的高公館就是照我的老家描繪的，連大門上兩位“手執大刀，頂天立地的彩色門神”也是我們家原有的。大約在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的時候，成都城裡修馬路，我們家的大門應當朝裡退進去若干，門面翻修的結果，石缸、石獅子、木對聯等等都沒有了。關於新的門面我只看到一張不太清楚的照片，聽說大門兩旁還有商店，照片上卻看不出來。

一九三一年我開始寫《激流》，當初並沒有大的計劃。我想一點寫一點，不知不覺地把高公館寫成我們家那個樣子，而且是我看慣了的大門翻修以前的我們的家。從大門進去，走出門洞，下了天井；進二門，再過天井，上大廳，彎進拐門；又過內天井，上堂屋，進上房；順著左邊廂房走進過道，經過覺新的房門口，轉進裡面，一邊是花園，一邊是僕婢室和廚房，然後是克明的住房，順著三房住房的窗下，走進一道小門，便是桂堂。竹林就在桂堂後面。這一切全是如實的描寫。在小說裡只有花園是出於我的編造和想象。我當時用我們那個老公館做背景，並非有意替它宣傳，只是因為自己沒有精密計劃，要是腦子裡不留個模型，說不定寫到後面就忘記前面；搞得前後矛盾，讀者也莫名其妙。關於我們老家的花園，只有覺新窗外那一段“外門”的景物是真實的，從覺新寫字檯前望窗外就看得見那口井和井旁的松樹。我們的花園並不大，其餘的大部分，也就是從“內門”進去的那一部分，我也寫在另一部小說《憩園》裡了。所以我對最近訪問過成都的日本朋友樋口進先生說：“您不用在成都尋訪我的故居，您把《激流》裡的住房同《憩園》裡的花園拼在一起，那就是我的老家。”

我的老家（2）

我離家以後過了十八年，第一次回到成都。一個傍晚，我走到那條熟悉的街，去找尋我幼年時期的腳跡。舊時的伴侶不知道全消失在什麼地方。巍峨的門牆無情地立在我的面前。守門的衛兵用懷疑的眼光打量我。大門開了，白色照壁上現出一個圓形圖案，圖案中嵌著四個絳色篆文大字“長宜子孫”。這照壁還是十八年前的東西，我無法再看到別的什麼了。據說這裡是當時的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