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集子的前半部大都是“歌德”的文章，而且文章裡充滿了豪言壯語。單單舉出幾個標題吧：《大歡樂的日子》、《我們要在地上建立天堂》、《最大的幸福》、《無上的光榮》我並不是在吹牛，我當時的感情是真摯的，我確實生活在那樣的氣氛中。二十年過去了。前幾天出版社一位編輯看校樣時來信問我是不是還要保留某文中引用的一首民歌的最後一句：“叫某國落後。”我當時是把它當做“豪邁的壯語”來引用的。但在二十年後我們仍然落在某國的後面，為了避免“吹牛”的嫌疑，我只好將它刪去了。我校閱自己三十年來的散文選集，感想實在不少。我當初的確認為“歌德”可以鼓舞人們前進，多講成績可以振奮人心，卻沒有想到好聽的話越講越多，一旦過了頭，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習慣，就上了癮，不說空話，反而日子難過。譬如二十年前我引用過的豪言壯語：“叫鋼鐵聽話，叫某國落後”，當時的確使我的心十分激動。但是它是不是有助於“叫某國落後”呢？實踐的結果證明說空話沒有用，某國並未落後。倘使真的要“叫某國落後”，還得另想辦法。無論如何，把夢想代替現實，拿未來當做現在，好話說盡，好夢做全，睜開眼睛，還不是一場大夢！

其實“叫某國落後”，有什麼不好呢？只要你有本事，有幹勁，有辦法，有行動，說得到，做得到，那就“叫”吧，這當然好。“歌德”也是這樣。只要開的是準能兌現的支票，那就開吧，當然越多越好，越“歌”越好。倘使支票到期兌不了現，那就叫做空頭支票，這種支票還是少開的好，開多了會吃官司，名譽掃地，我二十多年前寫文章喜歡引用“豪言壯語”，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但今天再引用同樣的“豪言壯語”，別人就會說我在“吹牛”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還住在淮海坊的時候，我們家的保姆遇見進弄堂來磨刀的小販，就把菜刀拿出來請他磨，她仍在廚房裡等著，也不出去守住他，她說：“解放了，還會騙走菜刀？”但是磨刀的不見了，菜刀也沒有了。半個月前有個親戚在鄉下買了一隻母雞晚上送到我家來，我妹妹打算隔一天殺掉它。保姆把它放在院子裡用竹籠罩住。第二天傍晚我同我女兒和小外孫女在院子裡散步，還看見樹下竹籠裡有一隻雞，我們都沒有想到把雞關到廚房裡去。大概我們因為經常討論“歌德”的問題，腦子裡還有點“歌德”派的影響吧，我夜裡做了一個沒有“大漢輕輕叩門”的好夢，真正到了“當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　“桃花源”。太好了！醒來時心情萬分舒暢，走下樓，忽然聽說雞給人拿走了，我當然不相信，因為我還沉醉在“桃花源”的美夢中，可是雞卻不會回來了。給偷走了雞，損失並不大，遺憾的是這以後我再也不好意思做美夢了。

夢的確是好夢，但夢醒之後，我反而感到了空虛。現在我才明白：還是少說空話、埋頭實幹的好。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

小騙子

幾個月前在上海出現了一個。他的真面目還不曾被人認出的時候，的確有一些人圍著他轉，因為據說他是一位高階軍事幹部的兒子。等到他給抓了起來，人們又互相抱怨，大驚小怪，看笑話，傳小道，越傳越廣，終於到了本市兩家日報都刊登長篇報道的地步。香港的刊物也發表了記事之類的東西。（當然報道、記事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實。）有人出醜，有人慶幸，有人憤慨。總之，人們私下議論紛紛。後來劇團也編演了有關小騙子的話劇，但也只是在內部演出，因為對於這個劇還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它可以公演，也有人堅決反對。有人說劇作者同情小騙子，有人說劇本醜化了幹部。

我沒有看過這個戲，當然沒有發言權。我沒有見過小騙子，不過在他還被人當做“高幹子弟”的時候，我就聽見人談論他的事情，一直到他被揭露，一直到今天。聽說他給抓起來了以後，還說：“我惟一的罪名就是我不是某某人的兒子。”又聽說他還說：“倘使我真是某某人的兒子又怎樣呢？”還聽說，有人同情小騙子，甚至表示將來開庭審判時願意充當小騙子的辯護人。不用說，這些都是小道訊息，不可靠。但同情小騙子的人確實是有的。不過我卻不曾聽說有什麼人同情受騙者，我只聽見人批評他們“自作自受”。至於我呢，我倒更同情受害的人。這不是喜劇，這是悲劇，應當受譴責的是我們的社會風氣。“大家都是這樣做，我有什麼辦法呢？只是我運氣不好，碰上了假貨。”

我想起了一百四十三年前一位俄羅斯作家果戈理寫的一本戲《欽差大臣》。提起十九世紀的俄國作家，有人今天還感到頭痛。可是不幸得很，這位俄國作家的鞭子偏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