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少地得到他的幫助。那些年我一直注視著他在生活上、在創作上走過的道路，我看見那些深的腳印，他真是跨著大步在前進啊。從個人愛情上的悲歡開始，他在人民的歡樂和祖國的解放中找到自己的幸福，《青的花》的作者終於找到了共產黨，他的精神越來越飽滿，情緒越來越熱烈，到處都聽見他那響亮的、充滿生命和信心的聲音：“你跑吧，你跑得再快再遠，我也要跟著你轉，我們誰也不能落在誰的後邊。”

二十年過去了。他的聲音還是那樣響亮，那樣充滿生命和信心。我閉上眼，他那愉快的笑臉就在我的面前。“怎麼樣？”好像他又在發問。“寫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這就是說，他的聲音、他的笑容、他的語言今天還在給我以鼓勵。

靳以逝世的時候剛剛年過五十，有人說：“他死得太早了。”我想，要是他再活三十年那有多好。我們常常感到惋惜。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和其他幾位老作家在“牛棚”裡也常常談起他，我們卻是這樣說：“靳以幸虧早死，否則他一定受不了。”我每次挨鬥受辱之後回到“牛棚”裡，必然想到靳以。“他即使在五九年不病死，現在也會給折磨死的。”我有時這樣想。然而他還是“在劫難逃”，他的墳給挖掉了。幸而骨灰給儲存了下來，存放在龍華革命公墓裡。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給剷平以後，什麼都沒有了。①

一九五九年靳以逝世後，中國作家協會派人到上海慰問他的家屬，問起有什麼要求，家屬希望早日看到死者的選集或者文集。協會同意了，出版社也答應了，不過把編輯的事務委託給作家協會上海分會辦理。最初聽說要編四冊，後來決定編成上下兩集。《靳以文集》上集已經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印數少，沒有人注意，而且“大寫十三年”的風越刮越猛，即使還沒有點名批判，出這樣的書已經構成了右傾的罪名，再沒有人敢於提起下集的事。於是石沉大海，過了十幾年還不見下集的影子。死者的家屬問原來的編輯人，說是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交出了原稿。出版社呢，還沒有人到出版社去交涉，但回答是料想得到的：“現在紙張缺乏”，或者“不在計劃以內”。不過我想，倘使靳以忽然走運，只要風往這邊一吹，下集馬上就會出來。否則誰知道靳以是什麼人？已經十幾年沒有印過他的一本書了。要是靳以死而有知，他會有什麼感想呢？

八月十一日

《隨想錄》後記

《隨想錄》第一集收《隨想》三十篇，作為一九七九年的一本集子。以後每年編印一冊，到一九八四年為止。

《隨想錄》是我翻譯亞·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時的副產品。我說過赫爾岑的“這些議論就在當時看也不見得都正確”。而我的“隨想”呢，我可以說：它們都不高明。不過它們都是我現在的真實思想和真摯感情。

古語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過去不懂這句話，今天倒頗欣賞它。我覺得我開始在接近死亡，我願意向讀者們講真話。《隨想錄》其實是我自願寫的真實的“思想彙報”。至於“四害”橫行時期被迫寫下的那些自己咒罵自己的“思想彙報”，讓它們見鬼去吧。

過去我吃夠了“人云亦云”的苦頭，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動腦筋思考。雖然收在這裡的只是些“隨想”，它們卻都是自己“想過”之後寫出來的，我願意為它們負責。

巴金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在上海

探索集

“豪言壯語”

《隨想錄》到第三十篇為止，我已編成第一集，並且給每篇加上小標題，將在一九七九年內刊行，今後每年編印一集，一直到一九八四年。第三十一以下各篇（三十或者四十篇左右）將收在第二集內。

我為第一集寫了一篇很短的《後記》，裡面有這樣一句：“古語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過去不懂這句話，今天倒頗欣賞它。”這是我的真實思想。我的意思無非：我可以利用的時間不多了，不能隨意浪費它們。要講話就得講老實話，講自己的話，哪怕是講講自己的毛病也好。有毛病就講出來，讓大家看看，議議，自己改不了就請大家來幫忙。當然別人隨便給扣上的帽子，我自己也要摘下。過去沒有弄清楚的事，我也想把它講明白。

最近我們討論過“歌德”與“缺德”的問題。我對“歌德派”說了幾句不大恭敬的話。我是經過思考之後講話的，因為我過去也是一個“歌德派”。我最近看了我的《爝火集》的清樣，這是我三十年來的散文選集，我讓我女兒和女婿替我編選，他們挑選的文章並不多。可是我看校樣時才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