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去敲他的門。我只需做著到他家去的夢，就覺得每天的日子變得短促而好過一些。

文革開始時，我四歲，文革結束，我十四歲，十年有七年時間本應坐在教室裡，大部分時間卻在義務勞動：造梯田支援農村，在工廠垃圾堆裡扒拾廢鋼鐵，甚至夜裡摸進工廠，偷好好的零件去交給收購站，換回一張交了廢鐵多少斤的條子證明。

每學期期末，專會打小報告的班幹部們總是控告我，說我表現最差。我害怕鑑定上“品學”出毛病：“不熱愛勞動”“不關心集體”，或者“對國家建設不積極”“政治活動不踴躍”。父親站在最亮處吃力地讀了，沉下臉不說話。母親識字不多，看不懂，又不相信父親說的，就去求人讀，知道後覺得太丟臉，回來加倍發脾氣。

我的鑑定一年比一年糟，有一年期末鑑定簡直轟轟烈烈：資產階級思想，看舊得顏色發黃的厚厚的小說，不止一次扯路邊的花放在書包裡；政治覺悟低，不願寫入團申請書，還說不想湊這無聊的熱鬧；從不願向老師和班幹部“交心”，不虛心接受群眾幫助；團結同學不夠，課間休息時間不接近群眾。這是小組意見，依座位排的十四個同學互相就學期表現，提優點缺點，我不知自己為何就成了眾箭之矢。班主任意見一欄總是：同意小組意見，希該同學接受經驗教訓，認識錯誤，改正錯誤。

好象就是那一年我第一次見到歷史老師？如果我記得不錯，他是在我上初中的學校代過一週或是二週的課。但是我不會去注意他，正如他不會注意我。我那時不注意男人，他呢，也不覺得我有什麼可注意的，恐怕至今也不認為我有什麼吸引人之處。

如果他不再次出現在我的生活裡？如果他也象老師、同學、鄰居，一樣對我冷漠？不，他不會象那些人。他出現在我的生命裡，我心裡該充滿感激，我想這便是上天對我不保這個夏天剛開始時，喜歡搗弄無線電的三哥，不僅自己裝拆配收音機，還喜歡幫人修理。有一天把別人不要的一個小收音機修好，給了眼睛不好使的父親。

我從父親那兒借來，半夜裡調旋許久，才聽到歷史老師說過的電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聖經》，裡面一個溫和的聲音說著：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這些話就是說給我聽的，不然我不會如此激動，眼裡噙滿淚水。我是在那個偷偷收聽短播電臺的晚上愛上《詩篇》，愛上《雅歌》的。我不管這個神來自何方，只要他能走入我心中，就能保護我。我對著寺廟裡的菩薩劃十字，對著十字架雙手合十，常被人笑話。有人指責我褻瀆神明，我卻不認為有什麼錯。

2

收音機報道，長江二十六年來最大一次洪峰，正從長江上中游湧向下游。我記得1980年9月還有一件事，是與這則訊息在同一天宣佈，婚姻法修改草案規定：法定結婚年齡男二十二歲，女二十歲。但黨提倡晚婚，男女年齡相加應到五十歲。按法定年齡結婚，不會上法庭，自有主管單位懲罰你。

可能天生營養不足，發育遲緩，我十八歲這年，別人還叫我“小姑娘”，我自己也並不覺得是個成人，雖然再過二年就到了法定結婚年齡。這個讓不少人高興的“重申婚姻法”，與我毫不沾邊，男女之事，好象還離我太遠。

每份報紙，只有四版，油墨與紙張的劣質，手指總弄得很髒。在石橋廣場這樣的不算小的街上，總會有木框或玻璃架將當日的報紙——人民日報、重慶日報、光明日報掛出來。玻璃框很少，因為有人砸，不是偷報紙，而是砸著好玩，跟砸路燈一樣，晚上大多地方黑壓壓一片，只有野貓溪的幾條街可見到路燈，說明這帶的無賴年少嫌疑最大，手還留自家情。就算每個街燈都能點著，南岸的大多巷子本來就沒有路燈，落定在黑暗裡，與亮亮堂堂的城中心也不能比。

3

歷史老師對報紙的關注，超過對身邊發生的事。他說，上海的亭子間，巴黎的閣樓，不知出了多少作家畫家，一個人的艱苦就是這個人的財富。他說，一個人再強，你也強不過這個世界，你也佔不盡世上所有的榮華。他還說，瀑布一直在那裡，無人知悉，直到河流把它顯示出來。

我喜歡他這樣對我說話，我覺得這些話非常深刻，太值得我欽佩了。這些字詞，一定是他和他的朋友們在一起時才運用，他說這種話和上課時完全是另外一個人。我不由自主想，他開始把我當作朋友，認為我可以懂得他的語言。

我對報紙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