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住在他父母的木結構平房裡，一個房間隔成兩部分，有個小後門。我不太清楚他父母的經歷，只知道解放後某一年的某一個政治運動起，他父親成了受管制的“反社會主義分子”，開除工職。到底什麼樣的人算作“反社會主義分子”，連歷史老師也說不清。母親先是在銀行作職員，後也沒了工作，在家做些縫縫補補的事。他們早就不在人世了。他家房基是個斜坡，後門石塊壘起五六級，粗壯的黃桷樹枝椏往鄰居家伸延，那家人房子只有一間，就以黃桷樹依岩石搭了個吊腳樓。

歷史老師家後門還有棵葡萄樹，藤葉蔫巴巴的，欠肥料欠愛護。他有個弟弟，在文革武鬥中死去。他弟弟死後，那棵葡萄樹突然竄長，枝蔓四處勾延，纏著黃桷樹，貼著牆和瓦片，枝葉茂盛，而且果紅甜香。從樹葉上掉下的豬兒蟲也綠得瑩晶，蠕動著肥壯壯的身軀，葡萄引來許多偷摘葡萄的人。

在月圓的半夜裡，後門外面有怪叫和哭鬧聲。“是死兒變鬼，成樹精爬在樹上了。”鄰居九歲的小孩，中午睡了一覺，揉揉眼，直衝沖走到街上逢人便講，他說他看見的。他滿街滿巷走，被趕回家的母親當街賞了幾巴掌，才把他從夢遊中喚回，罰他在有齒的搓衣板上跪著。

大人打孩子，天經地義，看熱鬧的人只看不勸。就跟到江邊看淹死的人，山上看無頭屍體，路上突發病昏厥的人。人們的眼睛一般都睜著，很少伸出援手，倒不是怕死鬼替身。生生死死瘋瘋傻傻本是常事，不值得大驚小怪，每人早晚都要遇到。

歷史老師說他有幾個朋友，常在一起聚聚。“你來，你可聽聽他們談文學。你自己來挑挑書看，”他的口氣裡真有種希望我去的意思，這是他第一次誠懇地把我當平輩。他們都是一群有同等經歷或背景的人，幾個人聚在一起，讀書談文，討論共同感興趣的題目。聽自己改裝的收音機，他們不象這裡的一般居民，只有收香港電臺的流行歌曲，他們聽別的節目，收別的臺：美國英國的中文短波廣播。這些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收聽“敵臺”，三十來年，都是要判重刑的，雖然到1980年已查得不如前些年那麼嚴了，干擾音也不那麼強了，但一提起這二個字，還是讓人心驚肉跳。

這地方，暴雨若下起來，非常驚人，從山坡上能看見閃電和雷雲，在江面狂飛，但暴雨不會長過十分鐘。就跟重慶人胸中有氣得出，氣未出盡就收常叫人受不了的是這個城市長年細雨綿綿，非要把每家每戶的木傢俱黴掉爛掉，所有的蟲類都趕出牆縫，湊熱鬧到餐桌前聚會一番，才稱心如願。

細雨下起時，石板的街面全是泥漿，滑溜溜的，沒一處乾淨。雨下得人心煩百事生，看不到雨停的希望。冬季下雨天特別多，買不起雨靴的人，就只能穿夏天的涼鞋。冰冷的雨水從腳趾往外擠，凍得渾身直打顫。

細雨，有時細得變成了霧，在空中飄忽不落，看不清遠處，更看不見江對岸，僅僅聽得到江上的汽笛呼喊著，相互警告。

在這麼一個細雨天，我順江往山坡上爬，石階不平整，好象一踩就會滑動。我戴了頂舊斗笠，竹葉已從折斷的邊框伸出根鬚，斗笠前沿成串滴水，必須身子朝前傾，雨水才不致於灑在身上。

歷史老師家的門是假合上的。據他說，鄰居是不去他家的。不去怕是有什麼禁忌，而禁忌就是對我的誘惑。我站在他家屋簷下，心裡裝滿誘惑，叫門。

等了好半天，也沒人應。

我輕輕推門走了進去。一張婦人的照片端正地在書櫥上，她的頭髮雖說是全中國一樣的掛麵式，但攏在腦後，漆黑油亮，橢園臉，脖子邊是件毛衣，外套了件粗呢的大衣。這感覺讓我怦然心動。不用指點，我知道是他的母親。和他象極了，她的神色象有話要對我說。

在屋角有個用水泥糊補起來的瓷瓶，看得出原有古色古香的鳥樹山水。有一臺老式唱機在緊靠書櫥的獨腳凳上。窗外的竹林，被雨打得青綠一片。過道有粗粗細細的竹竿，擱在橫空的兩個樑柱上，洗過的衣服串在上面，在這細雨中耐心地陰乾。

屋子裡許多地方，椅子，床頭，櫃子都擱著書，還有報紙。他和他的朋友都嗜書如命。他們聚會時可以一晚上不說話，各人看各人的書，也會一夜吵鬧不休，為書，為書中人的命運。

有好幾次，我就這麼在夢裡去歷史老師家。然後象他那些聚會的朋友們一樣，在房間的哪個角落裡坐下來，手裡捧著一本書，聽他們說話，整段整段背誦書里美麗的篇章。

也可能我膽小，見生人不習慣，也可能我心懷鬼胎，不想讓他的那批朋友看到我，我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