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莫干山等處，更是中國旅行社“用武”之地。日後又在新加坡設立星洲分社，在美國西雅圖設立通訊部，逐步把業務推向海外。

隨波逐流

一九二六年夏秋間，國民革命軍北伐的訊息，不斷傳至上海，引起陳光甫的極大關注。北伐開始後，陳光甫收到一封孔祥熙的來信，約他去廣州。孔氏並託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兼廣州分行經理貝祖詒赴滬面見陳光甫，陳告廣東一切情形。

這一時期，貝祖詒曾經把廣東情形專函報中國銀行總行，內稱“南方聲勢很盛，軍事有把握”。中國銀行總裁馮耿光、副總裁張公權接到報告，決定由馮耿光以探親名義，回廣東原籍察看實情。察看一番後，馮認為南方成功的可能性確實很大，遂議決靠攏蔣介石。張公權母親在滬病危，張乘機留駐上海。陳光甫與張公權再度聚首，自然免不了一起議論時局，預測未來。

一向穩健的陳光甫，並沒有應孔祥熙的函邀前往廣東。他還在觀察局勢的進展。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北伐軍攻克武昌。十一月八日，攻佔南昌。嗣後，國民政府宣佈以武漢為首都。然而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身為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卻在南昌另立中央，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以南京為國民政府首都。寧漢分裂局面形成了。

蔣介石抵達南昌後，曾經有專函給時任“北四行”（鹽業、金城、中南、大陸四家銀行的合稱）聯合準備庫協理的錢永銘與陳光甫，邀請他們“來潯漢一遊，聊敘積愫”。錢永銘應邀前往，陳光甫卻心懷顧慮，沒有前去。

三月二十日，北伐軍進駐上海龍華。次日，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經兩天一夜的激戰，起義獲得成功。起義過程中，上海市民代表會議第二次會議選舉產生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委員會。陳光甫與上海證券交易所理事長虞洽卿、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董事王曉籟等，名列被選出的十九名委員當中。但陳光甫仍抱遲疑態度，託故未去參加市政府會議。

三月二十六日，蔣介石抵達上海。這時，時局已經漸露分曉，蔣介石取得政權的形勢已成定局。當天晚上，虞洽卿到龍華面見蔣介石，以上海商業聯合會主席的身分，商組“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一九一五年，上海十三家銀行曾組織“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公會”，陳光甫一直任該金融組織的副會長，在上海金融界聲望日熾。這次組織“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十五名委員中，由陳光甫擔任主任委員，主持其事。

三月二十九日，蔣介石函令上海市臨時政府暫緩辦公。虞洽卿、陳光甫急忙宣佈辭去臨時市府委員之職。四月一日，經陳光甫積極活動，決定由上海各銀行墊借一百萬元，以供蔣介石軍政費用的急需。這筆鉅款，成了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屠殺工農革命人士的財政支援。

四月十八日，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錢永銘出任財政部首腦。二十五日，上海金融界再次為南京政權墊付三百萬元鉅款。月底，蔣介石為維持軍政費用，催迫上海商業聯合會已經認可的五百萬元捐款儘早送繳為其所用，並電令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墊付一千萬元。身為中國銀行副總裁的張公權，本不情願墊付這麼巨大一筆款項，恐怕墊付後銀行陷入困境。但蔣介石電令措辭嚴厲，張公權如果抗衡，結果必然不妙。陳光甫不願意老朋友身陷危殆境地，勸說張公權命上海中國銀行如數墊付一千萬元，因為他知道這筆鉅款不久即有把握收回。

張公權聽了陳光甫之言，才仗著膽子命上海中國銀行如數墊付了這筆款項，得以度過難關。但蔣介石新政府開支龐大，軍費時不敷用，於是再發庫券，聚斂錢財。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庫券發行量已達四千萬元之巨。錢永銘已於上年九月卸任，此時財長已是宋子文。陳光甫主持的蘇滬財委會也已結束。

蔣介石對上海金融界採取了多種手法，軟硬兼施，把金融界上層人物網羅在手，加以利用。稍不從命，即加威逼。他曾派軍需官到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和中國銀行坐催一千萬元，訛稱中國銀行在武漢集中大量現金支援共產黨，並透過手下謀士放出口風，意欲沒收中國銀行。而當時上海金融界人士對於共產黨的政策缺乏深入瞭解，懼怕工農運動，唯恐共產黨勢力擴大後有損於他們的自身利益，因而決定支援蔣介石。陳光甫也只得說：

“押寶一次，不知如何？”

上海金融界對蔣介石的臣服，並沒有使他滿足。他意在控制金融全域性、攫取中國銀行的企圖因故擱淺後，他要成立中央銀行。為此，一九二八年八月三日，專約陳光甫在南京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