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陳光甫當時提出建議，獻策兩條：一是把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合併，二是在兩行之外另立新的中央銀行。陳光甫參照西方社會的銀行體制，建議新建中央銀行應該有商業股份，中央銀行不宜由財政部長兼任總裁，發行局局長不能由政府人員擔任。這些建議並未完全被蔣介石採納，宋子文就是以財政部長身分兼任中央銀行總裁的。爾後，國民黨政府又逐步採取措施，在中國、交通兩行加入官股，並進行改組。至一九三五年三月中旬，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密謀於漢口，決定把中國銀行奪取在手，逼走總經理張公權。蔣介石認為，國家社會困難的原因，全在於“金融幣制與發行的不統一”，關鍵是中國、交通兩銀行不聽命令，因此決計使這兩家銀行“絕對聽命於中央，徹底合作”。張公權被逼無奈，不得不在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召開的中國銀行董事會上提出辭職。

張公權揮淚辭職，在中國金融界引起不小震動。陳光甫更是憂心忡忡。儘管如此，陳光甫為保住上海商業銀行的地位，尋求生存與發展的機會，不得不隨波逐流了。他因與當上財政部長的孔祥熙過從甚密，因而當上了中央銀行常務理事。

平息擠兌風潮

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銀行新建的辦公大廈落成。望著這座嶄新的多層建築，陳光甫感慨萬分。

嶄新的辦公大廈，標誌著他一手創辦和苦心經營的上海銀行事業發展的嶄新階段。十幾年的日日夜夜，風風雨雨，發展到如今地步，是多麼不容易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根基深固，業務範圍鋪展得相當廣闊可觀，在國內設有幾十處分支機構，已經躋身於中國當時有名的大銀行之列。

真是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自入秋以來接連發生的天災人禍，使中華民族經歷了一場巨大劫難，也使上海銀行幾乎遭受到滅頂之災。

這場災禍來自於天上人間，國際國內，東方西方，有自然災害，有政治禍患，有軍事殺伐，有經濟險情，不一而足。

這一歷史時節，大而言之對中華民族，小而言之對上海銀行，都是存亡續絕的多事之秋。繼去年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大戰中原，蔣介石與李宗仁、白崇禧交火長沙之後，今年蔣介石以所謂“得勝之師”，一而再、再而三對中國共產黨人建立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武裝“圍剿”。蔣氏七月三十日曾宣稱在贛紅軍“十日內定可完全消滅”，然而十五天之後他還在訓令部下“務須以成仁之志，與赤匪決死生，於最短期內完全肅清”。到八月二十四日他還在高懸賞格，捉拿紅軍領袖。九月十四日，他再次督令部下限一個月內將贛南紅軍全部肅清。

世人漸漸明白，紅軍是不那麼容易就被“肅清”的。

六月二十四日，福州市因閩江洪水暴漲，市內除東北兩隅外，盡成澤國，居民溺死甚多。幾天後，廣東西江、北江洪水橫溢，災情嚴重，災民達四萬餘人，溺斃、餓死五千人。至七月底，被水災區已有湘、皖、鄂、豫、魯、蘇、贛、浙、閩、粵、川、冀、遼、吉、黑、熱等十六省，災民達數千萬人。

陳光甫密切關注著災情的變化，時時從《申報》等報章上，或從各地分支機構的電報中，瞭解雨情和水勢的消長資訊。

七月二十七日，長江、漢水暴漲溢岸，漢口水標高達四十九點五英尺，為長江數十年來未有之記錄。江、漢兩水合流處江堤潰決，漢水浸入漢口市區。

陳光甫感到緊張了。條條雨絲像鞭子一樣在抽打他的心。他為上海銀行作為押款而存放在漢口倉庫的幾十萬擔食鹽擔心。

自一九二八年起，陳光甫經過努力，開啟鹽業放款之門。他認為，食鹽是民生日用必需品，鹽稅向來是政府部門的大宗收入，鹽業一向被特權階層所把持，鹽商素來富甲一方。陳光甫極欲在鹽務上有所作為，意在興利除弊。當時的政府主管部門，也希望鹽運順利，稅源流暢，所以鼓勵銀行貸給鹽商周轉資金。陳光甫趁此良機，實現了對鹽業放款的理想，特在上海銀行設立了鹽業部，專營此項業務。其經營專案有由淮北鹽場用輪船運到浦口、揚州十二圩或皖贛湘鄂口岸的押匯，有由淮北用木帆船運至淮陰西壩存棧押款押匯，有由浦口轉運蚌埠的鐵路押匯及蚌埠存倉押款，有由十二圩用木船轉運至蕪湖、九江、嶽州、長沙等地的船運押匯等。上海銀行在漢口與淮南合資成立的公泰鹽號，因資才雄厚，在漢口的鹽倉存鹽數量甚大。

當時中國禁止“洋鹽”進口，所以經營鹽運業務，可以免除與洋人直接竟爭的風險，沒有虧本倒閉的後顧之憂，放款穩妥可靠。不意天不作美，大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