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禮券兌取現金時，不分地域，可以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總行或任意一個分支機構辦理兌現。如果存期較長，銀行還要付給持券者相當於活期存款利率的息金。

由於有上述種種優點和惠利使用者的方便條件，所以儲金禮券頗受人們的青睞。鼓樂喧闐、賓來客往的熱鬧時節，或者哀聲四起、碎瓦執紼的祭奠場所，往往都會看到上海銀行發行的或紅或素的儲金禮券出沒其間，為事家增添幾分喜氣洋洋或者悲風慼慼的氣氛。因陳光甫深受洋人和大銀行的冷慢和白眼之苦，所以特別重視上海銀行的眼務態度。他對行員時刻強調“顧客永遠是正確的”，“顧客是衣食父母”，要求全體行員服務周到，態度和氣，儀容整潔，禮待顧客，決不允許冷待顧客。另外他覺得外商銀行往往建造得高大軒敞，豪華闊氣，甚至金碧輝煌，耀眼奪目，使人望而生畏，臨而卻步，因而要求上海銀行及其有關分支機構，做到門面樸素，勿求奢華，以消除一般顧客的疏遠感。

上海銀行還不惜工本，印製年曆，製作皮夾等贈送顧客，以便聯絡感情，廣為招攬。顧客對上海銀行增加了親近感，因此樂於與之往來。

陳光甫特別重視在青年學生心目中樹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形象。自一九一六年起，他就在上海銀行成立了學校服務處，一方面吸收學生儲蓄，一方面代替學校收取學生的學費、膳食費和住宿費。他認為學校服務處儲蓄業務不是最主要的，因為學生沒有什麼錢，老師們多數為低收入者，也沒有多少錢可以儲蓄。但學校服務處的工作，既可以為學校代勞，受到校方的歡迎，又可以使學生們在學習期間就對上海銀行留有深刻印象，將來學生們畢業走向社會，必然會使上海銀行影響更加擴大。

此外，上海銀行還開辦了代收電燈費、電力費、自來水費和代發工資等業務，不避繁雜，為顧客提供廣泛的服務。代廠方向工人發放工資，有的發給現金，有的發給儲蓄折。此舉既方便了工人，又省卻了廠方許多繁瑣的工作負擔，上海銀行本身也可以從中獲取存款利益。儘管這種利益有時顯得微小，但從長遠看，上海銀行在公眾中獲得的好感，卻是金錢所買不到的。

當然，上海銀行決不會輕視大額存款。上行的各位股東，透過各自的關係，各展神通，盡力爭取上層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援，廣泛吸收存款。

陳光甫另一項著名的新舉措，是首倡銀元與銀兩並用。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幣制還沒有統一，社會上銀兩與銀元並行流通。

當時中國政府歷年向國外借款，皆以銀兩為單位。中國的關稅、鹽稅由外商銀行經管，所收稅款就是銀兩，用以抵押中國所借的外債。外匯牌價也由外國銀行以銀兩作本位定價。國內貨幣雖銀兩、銀元並行於世，但以銀兩作為計值單位，計值辦法沿用一九一０年清政府頒行的“幣制則例”。該則例規定，政府標準銀兩“庫平”七錢二分為銀元單位，各地其他成色、重量不同的銀兩，如海關的“關平”、天津的“行化銀”、北京的“公砝銀”、漢口的“洋紋銀”、南京的“二七寶”等，均依據“庫平”八九歸元的本位制相應加以折算。

當時各地銀錢業與商家往來，無論收付的是銀元還是銀兩，都要折成銀兩記帳。而銀元折成銀兩的兌換率，由錢業公所依照市面需求量的大小隨時定訂牌價，加以公告，名叫“洋厘”，錢莊惠得洋厘差額。其時民間往來交易，用銀元很普遍，用銀錠、銀塊、元寶的漸次減少。但銀錢業收付銀元時，每元要收取二毫半的手續費，而以銀元存款，卻不付給利息。由於幣制不統一，不僅造成折算收付的諸多麻煩，不利於流通，而且也使使用者蒙受損失。

陳光甫認定中國的幣制終將統一，並積極與有共識的同業人員籲請政府早日統一幣制，廢兩改元。早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開業的前一年，北洋政府曾經頒佈國幣條例，規定一個銀元等於銀兩七錢二分，並且鑄造發行上有袁世凱頭像的大頭銀元，擺出統一幣制、廢兩改元的架勢。但由於軍閥各自為政，濫鑄輔幣，加之外商銀行、本國錢莊從自身利益出發，反對廢兩改元，因而統一幣制的政策未能頒行。

但陳光甫、張公權等新式銀行幹才及一些青年行員，則極望政府早日統一幣制。一九一七年上海總商會曾呈請北洋政府廢兩改元，一九一八年以陳光甫為副會長的上海銀行公會再度呈請政府實行統一幣制，同時在以陳光甫、張公權等為委員的中外修改稅則委員會上，多數委員提議早日施行廢兩改元。

此議因遭到當時操縱中國稅務大權的英國人赫德極力反對，直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