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和重量各有差異，各地匯兌往來時，就要透過換算“補水”（或稱平水），才能使價值相等。

楊粲三抓住“平水”之機，大賺其利潤，就叫做“賺平水”。

聚行賺平水有兩種手段：

一是“賺色”。當聚行與貨幫辦理匯兌收交時，貨幫的每一籮銀子進銀行之前，都要“譁”的一聲將銀子倒在地上。銀行收銀人便蹲在地上，在銀堆裡三撥兩撥，再一敲二敲，便挑選出一部分他們認為成色不好的銀子放在一邊。

交款人兩眼緊盯著收銀人的手，每剔出一塊，就像剜一下他們的心頭肉似的，一陣揪心。末了，兩眼直勾勾地看著收銀人的嘴唇，心“撲通，撲通”地跳著，恐懼地等待著收銀人的“判決”。

而收銀人則面無表情，冷酷地丟擲一句話：“這些成色不夠，要另外計算！”

此時，無論交款人怎樣低三下四地求情，或者勃然大怒地跳腳質問、大罵，均無濟於事。收銀人彷彿兩耳塞住了棉花，絲毫沒聽見，也絲毫不讓步。最後，還是按收銀人的“判決”交款。這種有意抬高收銀成色的作法，叫做“飽進”。

但當聚行付給貨幫銀子時，都要搭配一些成色低的散碎銀子，因這是聚行匯兌收交的“規矩”，對方只好收下。這叫“餓出”。

如此這般“飽進”、“餓出”一番，大筆的錢又賺到了。

二是“賺秤”。即“大秤進，小秤出”。吊秤時秤抬一點或稍抑一點，輕重差異便很大。

據統計，聚興誠銀行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第一屆決算中，平水純效益達五十一萬多元。但以後革除陋習，鹽稅停止代收，這項業務便停止了。

第三“板斧”是“做關頭”。這是匯兌業務中的一種賭博行為，又稱“賭關頭”。

經營匯兌業務者，預測某一關期（如春關、秋關、年關等）甲地與乙地間的匯兌現款即期交易的行情可能上漲或下跌，於是，每天市場上都針對這一關期可能出現的漲跌情況，來進行買進或者賣出。期日一到，行盤開出，就可以根據自己手裡的多少加以吞吐，然後軋算盈虧。

由於重慶特殊的地理位置，絕大部分出口貨是由上海溯長江而上運來的，俗稱上貨；當地土特產則由重慶沿江而下，運轉各地，俗稱下貨。重慶和上海均為貨物往來的集散地，資金調動頻繁且數額巨大。

重慶對省外的貿易以上海為大宗，故匯出匯入款均以申匯佔多數；對於其他各地的匯價均以申匯為標準折算，因此，中匯的漲跌對重慶金融市場的影響甚大。

當然，引起申匯漲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上貨多、下貨少時，中匯趨漲，反之則跌。其他如水位、戰爭、季節、年關、謠言等等都可能引起申匯漲跌。

楊粲三是一位特別善於捕捉機遇的人，每每預測到某關期申匯的漲跌，他便利用聚行資金豐裕、分支機構多、資訊靈的優勢，以貨幫為主要物件，指揮各行號統一動作，放手賣買，做遠期（三月）匯兌，常常大獲其利。

一九二五年，聚行重慶分行經理廖瑞庭預測申匯看跌，楊粲三當即指揮聚行以一千零七十兩的匯價一下賣出申匯期匯一百萬餘兩，果然，到期申匯大跌，聚行賺了一大筆錢。

楊粲三除了以翻碼頭、賺平水、做關頭等方法賺取匯水外，其他的經營方式也十分靈活，從不放過任何賺錢的機會。

一九二一年前後，湘、黔、鄂邊界和川東一帶上土匪橫行，殺人越貨不擇手段。前往這些地方採購土產的商販都不敢攜帶現洋，而當時的四川軍閥劉湘又禁止現洋出川，以至於重慶至宜昌間的匯價暴漲。楊粲三瞭解到這一情況後，立即發行了一種可異地支取的不記名的“即期匯票”，大受商販所歡迎。這種大面額的“即期匯票”最高發行額達十餘萬兩。既方便了商販、搞活了流通，自身也獲得了可觀的效益。

在聚行內部，楊粲三對各分支行處和各經理實行了目標管理。他親自下達匯兌指標，並將其業績作為升降獎懲的主要指標。

一九二五年，楊粲三派得力學徒李麟閣前往老河口設碼頭時，他提出透過翻江業務全年要做足一百五十萬兩銀子，每千兩平均毛利不小於三十兩的指標。李麟閣到任後，努力尋找客戶，承攬匯兌，不僅做足了匯額，而且每千兩的平均毛利竟達到三十六兩。楊粲三對此十分高興，特地發給李一筆特別獎金，以資鼓勵。

在楊粲三的親自指揮下，聚行匯兌業務迅速發展，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聚行第一屆決算中，匯水收益高達一百八十多萬元，為各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