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的東方派。　他們接受東正教首先是把它作為“生活方式的懺悔”

，並在東正教中看到了民族的和國家的起源。　歐亞混血兒——國家主義者。　這些於我都是異己的和敵對的。　最後，部分歐亞混血兒轉向了共產主義。“”

（“肯定派”）是比較自由C　K　L　S　M　D　k　S　P　D　T的，沒有制定的教條，但是隻有很小的擴充套件。　後來發展起來的是“”

（“青年羅斯”）。我不能接受它的道德上的r　W　C　k　N　M　N　V正統主義。　最終，我與後革命派沒有統一的思想，它的代表們也感到了這一點。　我仍然是孤獨的，一直如此。　我被認為是左派，甚至是共產主義者。　實際上我與所有的流派、集團都是歧異的，“世界”對我就是異己的。　我仍然是個體的思想家，永遠返回自身，返回自己的個體思想，我思考時間，思考自己的時代，思考時代的問題和它的惡，但我是不合時宜的思想家。　我與自己的時代產生了完全的斷裂。　當我的時代憎惡自由時，我呼喚自由，當時代崇拜國家時，我不喜愛國家並且有宗教——無政府主義傾向；當時代集體主義化並否定個人的才能與價值時，我成了極端的人格主義者；當時代被戰爭狂熱激動時，我討厭戰爭和軍事；當時代對哲學漠不關心時，我喜愛哲學思想；當時代打倒貴族文化時，我卻珍惜貴族氣派的文化；最後，當時代只承認傳統的的基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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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２自我認識

生活方式時，我卻信奉存在主義的基督教。　我感到自己面對的是未來的世紀。　我常常感到驚奇：我的思想在西方有如此大的成就，並獲得高度的評價。　這和西方文化的複雜性是有聯絡的。　但是，在我與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接觸和交往中我依然感到孤獨。　西方的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同樣充滿了宗教的反動情緒，雖然它與俄國東正教有區別，是在更高的文化形式中：他們促進了以前的東西的恢復，促進了尋找堅定的正統與傳統的要求。　我清晰地看到，俄國的宗教探索與現代俄國的新一代是格格不入的，是與西方基督教格格不入的，並很少被理解。　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是很難理解俄國宗教哲學問題的。我們對於人道主義經驗的思索是不同的。比起天主教徒、托馬斯主義者和巴爾吉安茨的新教徒來，我提出的人的問題完全是另一種方式的。　我要指出，與主動性相聯絡的異已性的感覺有時卻給我以特殊的享受。　順便還應當說，在青年人中所有的民族性都受到我的思想的歡迎。　我訪問新基督教潮流的青年人，並和他們通訊。　他們正準備著新的基督教世界。　和他們中的一些人談話使我非常高興。

G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和最有教育意義的是和西歐的接觸與交往。　首先，是和西方基督教的會晤。　有一年，在巴黎舉行了一系列的國際性宗教會議。這些會議的發起人是我。在幾年裡，以俄國人為主，在Ｂｏｕｌｅｖａｒｄ

Ｍｏｎｔｐａｒｎａｓｅ（ＭｏｎｔHｐａｒｎａｓｓ林蔭大道）

的俄國人住宅裡舉行了東正教和法國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會見。　有意思的是，法國的天主教徒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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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５７２

教徒是第一次會見，並在俄國人的住地面對面地就宗教問題進行交談。　天主教——現代派和天主教——托馬斯主義者也同樣是第一次會面。　他們與俄國東正教沒有任何聯絡，沒有任何鬥爭，也沒有任何沉重的歷史回憶。　這一年，這些會議的與會者都有很高的熱情和興致，對於群眾來說，會議甚至過於多了，有使會議成為時髦的危險。對於任何一方來說，坦露出來的很少有共識，都是歧異的，但是對所有各方來說，這裡是無宗教的和敵視基督教的世界沙漠中的基督綠洲。　在這些會議上就基督問題、宗教思想和神學特徵的不同形式之同時存在問題達到基本的一致。　天主教世界的著名代表積極參加了會議，例如，後來成為獲得多明尼加勳章的將軍的日列，天主教現代主義激進派的代表拉別託尼爾，特別積極的是雅克。　馬利丹。　還有傑出的新教徒——新教牧師別戈內爾，他是法蘭西新教教會的首領，列舍爾教授——正統的加爾文派教徒（唯一的正統加爾文教徒，按其外貌及思想，人們會產生這樣的印象：這是從１６世紀以來得以保全下來的人）

，維利夫列德。　莫諾——新教中宗教與社會激進派別的代表。　我是這些會議的發起人，通常都很積極地參加會議。　但我內在地感到某種尷尬。　所有的人都從自己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