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的激動不安、智慧的懷疑，那種衝突和主動性。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基爾克果之後產生了新的精神。　在這種新的精神中，沒有過去戰勝舊的基督教形式的人甚至古代的人身上的那種從屬於客觀結構的寧靜。　直到老年，這種東西一直使我驚訝，因此，我很難成為牧人。　在某些時間裡，我都在和我對立和敵對的環境裡自我剋制、工作。　我自覺地積累著抗議。　最後，我終於爆發了。　人們開始感覺我是十分不容異見的人。　我開始在思想爭論中表現為暴躁的、易動怒的。　我不能忍受右派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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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１７２

的社會觀點的霸道。　人們中產生了這樣的印象：我發生了激進的“左傾”。但這僅僅意味著，我始終存在的、深刻的能力與價值在反對僑民的環境和西方資產階級性中表現出來了。關於俄國基督教青年運動應當專門來談。　這對我的經驗來說是沉重的。

G G G基督教青年運動，對俄國來說，這是新的現象。　過去我不知道它。　我把這一現象作為可能影響的領域去關心。　我從一開始就積極地參加了這一運動。　還是在柏林時我就作為精神領導者參加運動，多年來我努力影響這個運動，十分積極地參與運動的代表會議，是運動委員會的成員，是它的名譽成員。　我努力給俄國的基督教青年以智力上的關心，喚醒他們對俄國宗教思想史的關心，培養對自由的愛好，轉向對基督教社會後果的注意。　我的努力幾乎是毫無效果的。　我與它的聯絡主要是經過秘書Ｔ。　皮亞諾夫，和我的聯絡主要是考慮到並客氣地對待我的聲望，特別是在國外，在支援俄國運動的西方基督徒中的聲望。　但是他們是把我當作另一個世界的、異己的精神—靈魂結構的人來看待的。　最主要的是，他們不把我看作真正的東正教徒，不是看作傳統的人，而認為我是現代派、自由主義者、異教徒。　在運動的代表會議上（這個會議一開始是比較可喜的和比較好的）

，我受著折磨，一直想快點離開，一直在抑制自己。　我是一個很少能抑制自己的人。對我來說，這種精神上異已的環境，是對哲學思想、自由、精神創造、社會主義等所有我高度評價併為之服務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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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２自我認識

西的敵視，但它卻是現實的。　在這種環境中我的聲音成了沙漠中憤怒的呼喊。　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也只是尊敬地和困惑地聽我說，但是並不準備接受我的思想的指導。　這個運動的最高層次中有我認為是最優秀的人，他們對待我很好，很多人接受了最初從西伯利亞的主教以及總主教安東尼、大主教菲奧凡那裡得來的精神上的思想體系。　但是，總主教安東尼和大主教菲奧凡是我所厭惡的人物，我和他們進行過精神上的衝突。　我在運動的代表大會上對這個侏儒式的主教進行了尖銳的鬥爭，這惹惱了很多人。　運動的最高層次按實質說是更加宗教性的，雖然對我來說這種文學上、宗教上的形式是格格不入的。　最後，更年輕的階層變得更糟，在運動中成了政治因素佔優勢的部分。　法西斯性質的派別在這個運動中佔了上風。　後來我停止出席運動的代表會議，不訪問這些派別和運動的集會，最後完全斷絕了和他們的關係。　在運動的新一代中我的名字成了令人討厭的，“別爾嘉耶夫信徒”

成了令人痛恨的現代派、異教徒，熱愛自由的—左派的代名詞。運動的小圈子開始制定東正教國家的思想體系，而思想體系是我所討厭的。這些年，在俄國青年中，更加轉向政治，形成了新的流派，區別於老的僑民中的派別，得到了“後革命派”的稱號。首先是歐亞混血兒，我和歐亞混血兒有私人的來往，他們對我比較好，他們尋求我對他們攻擊老的僑民的支援。　我部分地同情後革命派。　後革命派青年，與老的僑民相對立，承認革命，企圖承認的不是革命前而是革命後的狀況。　他們接受社會轉變並想在新的社會基礎上建設新的俄羅斯。　這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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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３７２

思想，準確地說，我對這種態度給予了某些影響。　歐亞混血兒有時甚至把我看作他們的老師，我認為這並不準確。　當我被稱作法國青年的新派別“Ｅｓｐｒｉｔ”

（“聖靈”）和“Ｏｒｄｒｅ

Ｎｏｕｖｅａｕ“

（“創新協會”）的代表的老師，倒是比較準確，因為他們站在人格論的立場上。　我與歐亞混血兒之間有很大的區別，他們不喜愛自由，他們是敵視西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