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帶來了自己的歷史上基督教危機的意識。　我帶來了個性與世界和諧的衝突意識，個人與社會的衝突意識，這些在歷史範圍內是無法解決的。　同樣帶來了俄國對理性主義的批判，帶來了自古以來俄國的存在主義思維。　與我的巨大的和充滿悲觀主義的歷史觀一起，還保留著進入基督教的新的創造時代的期望。　我從青年起就很多地學習西方思想，最多的是德國哲學，在流亡到西歐以後仍然繼續很多地學習。　但我也一直堅持那些永無遏止的“我的”個人的東西和俄羅斯的東西。　儘管我厭惡所有形式的民族主義。我從根本上主張普遍主義，我帶來了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特殊形式的俄國無政府主義；帶來了對政權原則的宗教意義的否定，對國家的最高價值的否定。　我認為俄羅斯同樣把基督教理解為神人宗教，這些是和神人的人類學相聯絡的。

G１９２４年我從被戰勝的柏林到勝利的巴黎去，經過１６年，命中註定我又來探悉巴黎。　把活動中心轉移到巴黎有很多的理由，柏林已經不再是俄國人的中心，而巴黎則成了俄國人的中心。　按過去的印象我喜歡巴黎。　但是我對巴黎的印象已經是陳舊的了。　巴黎是更加開朗熱烈更加富裕，比起柏林也更加美麗了，而柏林城所有的風采都已經消失了。　但是，我有一種沉重的預感，災難性的因素正在進入巴黎，這是命中註定的，而它自己還不知道它正在經歷著什麼。　宗教—哲學科學院遷至巴黎，它的活動可以更加擴充套件。１９２６年開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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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９６２

我所編輯的雜誌《路》，它是俄國宗教與哲學思想的喉舌，它存在了１４年，它由宗教—哲學科學院出版。　雜誌是由Ｇ。Ｇ。庫利曼首倡的，他給俄國人很多幫助，特別是對俄國的宗教運動。　同時也是由於莫特（Ｍｏｔ）醫生的幫助，雜誌才得以出版，莫特是很堅強的人，著名的基督教活動家，領導著“基督教青年協會”和“基督教大學生聯盟”

（這是俄國的和東正教的大團體）。

《路》聯合了所有著名的知識分子力量，但排除了明顯的矇昧主義派別和惡意的反動派別。　雜誌並不是按照我的方針辦的，如果按我的方針辦，雜誌就不可能出版。與我在一起的人們對此是完全一致的：決不能不出版雜誌。我無論何時也不是那種能把在志同道合者和擁護者加以分類的思想家。我完全是個孤獨者，儘管常常實際上是社會的人。作為主編，我是相當寬容的，經常刊登我所不同意的文章，儘管我並不自認是非常寬容的人。《路》不是戰鬥的機關，它只是給在東正教基礎上的創造思想提供表現的園地，有時雜誌對我來說是枯燥無味的。最富有戰鬥性的是我自己的文章，有時它們給人以起鬨鬧事的印象，比如，反對卡爾洛瓦茨主教的文章，反對舍爾吉葉穆論索菲婭和論Ｃ。　布林加科夫學說的文章，反對和莫斯科教會斷絕關係的文章，反對神學研究所和歷史學以及。 。　菲多托維依相聯絡的文章。還應當指d　B出的是登在《最後新聞》上的保衛俄羅斯教會的文章。　在２０年的時間裡，我為自由、為精神自由、良心自由、思想自由而進行鬥爭，沒有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進行反對壓抑精神反對對思想和良心施以暴力的鬥爭。　我在所有時間裡都進行反對反動的宗教和政治思潮的鬥爭，在《路》中進行鬥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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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２自我認識

宗教—哲學科學院進行鬥爭，在基督教青年運動中進行鬥爭。最後，我應把周圍這些流派中最“左”的基督教分子分出來。我始終給“右派”以打擊，即使在我還沒有最後與“右派”起作用的組織斷絕關係時，也是如此。　再說一遍，在僑民的環境中我感到很痛苦，因為在這個圈子裡沒有對智慧的關心，不想知道俄羅斯思想，厭惡自由，教權主義，崇拜權威。　在全部時間裡，在保持積極性的同時又存在很大的異己感。　我的反對周圍環境的鬥爭一直都在加強。　通常，人們對於我的看法是很錯誤的。一開始他們把我當作十分寬容和寬大的人，這意味著我對布林什維克過於寬大，不支援對俄國革命的狂躁的仇視，對“左派”過於寬容。“右派”中的溫和派（我完全不和極“右派”交往）可以被稱作僑民特別是青年僑民的中心，一開始很明顯他們把我（按自己的能力與價值）算作他們這樣的人，但那時以至任何時候我都不是那樣的人。　按自己的基本能力和價值來說，我更是一個“左派”

，革命的人，雖然是在特殊的精神的意義上。　我是新時代的人，在我身上有１９世紀後半葉才能發現的那種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