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的悲劇。　精神的交往７８１

我認為這是它的優點，它較少唯理論的成分，這樣就使人看到了更大的自由。憑良心說，我不能自認為是正統型式的人，但東正教對我比天主教和新教更親近些，我也不能割斷與東正教會的聯絡，儘管它的保守觀念和片面性我是一直持異議和反對態度的。　當你考察一個自認為是超正統的，甚至唯一真正的東正教神學家時，我這樣確定他的東正教意識：“東正教——這就是我”——這個正統的捍衛者和異端的揭發者這麼說。　如果我面對這樣的人，我就回答他說：“你的形式的標準是可以信賴的，但你的‘東正教是你的’觀念是錯誤的。東正教，這不是你，而是我。”我很早就指出過，實際上我不承認任何正統與權威。　他們自封權威，揭露總主教和主教的異端，他們承認自己有大的自由，而否定其他人的自由。　為了更徹底地轉向東正教，我開始特別迷戀於東方國家的教父。但是，我一直對古希臘的教父的評價比西方的和經院哲學的教父高。　聖謝拉菲穆。　薩洛夫斯基成了我最喜愛的聖者，希望在他那裡看到他有的東西，也希望看到他沒有的東西。　在這些年裡常常是尋找狂喜比探索真理更多些。　這顯然是對歷史批判的完全漠不關心。

G我的宗教關注的中心一直是神正論問題。　在這點上，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兒子。　無神論的唯一鄭重的論據是：全能全善的上帝與世界之惡和苦難的存在很難協調。對我來說，所有的神學學說都將奧秘理性化，而這是不能容許的。　我認為，神正論問題首先是以我的哲學思想為基礎的自由問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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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自我認識

得出了存在著非創造的自由之不可避免的結論，這實質上也就是承認不能理性化而只能描繪通向自由的精神道路的奧秘的存在。　我在很多著作中發展了自己的自由哲學，這種哲學是與惡的問題和創造的問題聯絡在一起的。　我說過，當我出版《自由的哲學》時，我的自由哲學還只是不完善的草圖。後來，因為我的“非創造的自由”思想（這方面的術語，我是逐漸制定出來的）而受到許多的指責。　一般地說我的這個思想是與我所喜愛的伯麥關於Ｕｎｇｒｕｎｄ（深淵）

的思想相關的。不過，在伯麥那裡Ｕｎｇｒｕｎｄ也就是（按我的解釋）在上帝之中的原初的自由，而我則認為它是在上帝之外的自由。　原初的自由紮根於“無”之中，這完全不應當意味著本體論上的二元論，因為二元論已經是理性化了的。　傳統的天意說激起我最激烈的批判，實質上，這種學說是隱蔽的泛神論，可以接受的形式極少，對此我已經講過。　如果在上帝的潘多拉盒子中原來就裝有全部的罪惡和苦難，裝有戰爭和災禍，裝有瘟疫和霍亂的話，那麼，信仰上帝是不可能的，反對上帝是無罪的。　上帝以自由方式進行活動，而不是以客觀必然性的方式起作用。　他精神地活動著，而不是魔法式地活動著。　上帝是精神，對神的天意只能精神地理解，而不能自然主義地理解。　上帝不存在於神的名義中，不存在於魔法作用中，不存在於這個世界的力量中，而存在於全部正義之中，存在於真、美、愛、自由、英雄行為之中。　把上帝作為力量，作為全能之物和政權的這種感受，我是最難接受的。　上帝什麼樣的政權也沒有，他所有的比政權小，比警察還小，對宗教來說，作為社會現象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威力等範疇，都僅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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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基督教。　宗教的悲劇。　精神的交往９８１

社會的內在結構。　上帝沒有政權，因為不可能把那些卑鄙的方式如政權搬到天上去；上帝不採用任何一種有著社會起源的概念。　國家是世界現實中最下賤的現象，任何類似國家的東西，也不可能搬移到神與人和世界的關係中來。　不能把統治關係移到上帝和神的生活中去。　在真正的精神體驗中沒有統治與奴役的關係。這樣的真理在神學中整個地被否定了，神學處在社會內在的政權之中。　我認為，將基督教意識從社會形態學中淨化和解放出來是基督教哲學的重要使命。　神學處於社會形態學的權力之中，它在社會的統治關係範疇中思考上帝，也這樣來對待關於上帝——父親、關於作為世界創造者的上帝的神學思想。我一直對上帝之子——基督、“神人”

、人的上帝的感受比對上帝——力量、上帝——創造者的感受要強烈得多。　這意味著，關於上帝——父親、世界的創造者的思想，我認為是受了宇宙形態學和社會形態學強烈傳染和歪曲。　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可能信仰上帝，即存在著上帝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