須的中學文憑的考試。　這是不輕鬆的，因為我在被動地掌握知識方面很無能。　我的主要的奮激——它比全部理性的理論和自覺的信仰都更為原始，更為有力——便是從少年起便固有的對國家和權力的厭惡。有時我覺得那表現了封建的根底。當我還小的時候，剛剛接觸不管什麼國家制度，雖然是最無惡意地但已處於厭惡和憤恨的狀態，想毀壞這種制度。　按說我不能有任何的ｒｅ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怨恨）

，我屬於享有特權的、統治的階級，我的家庭和所有的總督和省長都有著友好的交往。但是對我來說，所有的統治制度都是宗教裁判所，所有的政權的代表都是殘酷折磨人們的人，儘管在家庭關係中，在上流社會的會客室裡，我遇到的這些政權代表經常是善良的和客氣的人。　我不喜歡上流社會是有別的原因的。　上流社會還與宗法制度的習慣緊緊相聯，對我來說，這是某種與國家不同的東西。所有的人在執行政權的職能時多是處於半獸狀態。憲兵將軍Ｈ。　拜訪我的雙親時，遇見我也是很客氣的，但是當你在監牢和審訊室裡看見他時，他完全是另一種樣子。　無論何時，任何社會地位，任何等級的官銜，任何歷史的大人物，都不會使我肅然起敬。　大概這種極端形式的特點是很少能碰到的。　我發覺，即使對於革命家，也常常是以其等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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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自我認識

官銜使人敬仰，雖然是在否定的徵兆之下。　在革命中獲勝的革命者，自己也很容易地得到重要的等級官銜。　即使對於較高階結構的職務中的等級頭銜，如院士、學位、廣為知名的作家，我也從不敬仰。　概而言之，我與敬畏感、按社會地位區別人、人的固有本質之外的東西是格格不入的。　人們認為我具有令人敬仰的地位，對此我甚至感到不愉快。　我永遠忍受不了人類社會的“印記”。約定的法律，封號，對我來說，這些都是充滿對立的現實。　將經驗的現實神聖化，將國家神聖化，生活方式神聖化，教會的外表的東西神聖化，特別使我感到憤怒，這些東西的神聖化就好像在純經驗的罪惡後面還存在著善的本質似的。通常人們這樣想，人可能是壞的，但代表他們的官員是好的。　我過去和現在則這樣想：對於不好的人們來說，官員更加不好，我這裡指的是所有的官吏，其中包括著革命的官吏。　神聖的不是社會，不是國家，不是民族，而是人。　無政府主義，人格論的無政府主義傾向是我形而上學地固有的。　它是我現在所固有的，一如我在少年和青年時代所固有的一樣。不過，我並不贊同那種可稱為溫情的、樂觀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烏托邦，如果有某種東西是我所固有的，那麼，這是錫利亞式（“千年王國”說）的期望。我的青年時代的革命時期很促進了我的個性的道德外觀的形成。革命的信念和革命的氛圍使我產生了特殊的心理，產生了對未來可能的考驗的特殊態度，一般地說產生了對未來期望的特殊態度。這種形態的心境我後來沒有重複出現過，但是卻產生了我的個性的堅毅性。　有意思的是，我的生活中的基督教時期卻沒有產生這種堅毅性。　我說，這種堅毅性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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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革命和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和唯心主義７１

俄國知識分子的革命禁慾生活相聯絡的，這種禁慾生活不是普通的禁慾生活，而是在被迫害中的堅忍的禁慾生活。當然，革命的禁慾生活在程度上比我所經歷的要大得多，因為我沒有過那種被迫害者栽上罪名而不得不忍受的禁慾生活。　我希望人們能正確地理解我，一般地說，我不認為我的革命的青年時代是禁慾主義的，甚至不認為那是革命意義的禁慾生活。但是，無可懷疑，我過著禁慾生活，在全部生活中一直保持著禁慾生活，正如一直保持著初戀一樣。　當我設計了我的未來的時候，當我想象著未來的時候，那片密林給我提供的就是忍受苦難，為了信念而作出犧牲。我使自己習慣於這樣想：監牢、流放、國外的艱難生活在等待我。　這些無論何時也沒使我害怕。　我從來不向往外觀上虛榮的升遷，從來不去謀求任何社會地位。　我一生都厭惡那種“佔據社會地位”的事情，這種厭惡不僅由於我的革命感情，而且是由於我的基督教感情。我常常像受罪一樣地去體驗我在許多方面的特權地位，不過，我從來也沒有準備去作職業革命家。比起職業革命家來，我更是一個理論家、思想家。　我的作用就在這裡。　但是，我感到，我不僅和貴族社會有著深刻的斷裂，而且和那稱為自由的甚至激進的社會（在這種社會里，可以享有生活的福利，但卻不遭受任何危險，即使反對黨也是如此）也有著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