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樣的歷史現象展開深入的研究。我們所要說明的論點不是乾巴巴的教條，而是有血有肉的，和具體史料溶合在一起的結論。

從紛歧錯雜的社會現象中看出規律性的本質的東西，又據以分析各種社會現象，這種方法在現實生活中也是十分重要的。現實生活就是正在進行著的歷史。由於歷史研究所處理的是過去的事情，不但其前因，而且其後果都已經顯現出來了，所以更便於我們來運用和學會這種方法。科學的歷史研究，除了給人以歷史的經驗教訓之外，又能幫助人們在複雜的現實生活中鍛鍊自己的認識和思維能力。如果我們能提供更多的歷史研究成果，我想，是可以從這兩方面給人以好處的。

三

對人民進行愛國主義的教育，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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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任務。

把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開始的標誌，並不始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較早的著作家，如湖南醴陵人劉彥，他曾經當過民國初年的國會議員，當過大學教授，當過北京政法大學校長。他在１９１０年出版了一本《中國近時外交史》，已提出應該從鴉片戰爭開始劃線。

以後２０年代初，開始有些中國近百年史的著作。這些著作，雖然沒有運用馬克思主義這個思想武器，因而不能說明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並且還有其他缺點，但是這些著作，一般地包含有愛國主義的主題。劉彥的１９１０年的那本書，後來在１９２７年擴充改寫為《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

他的書揭露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反映了中國人民在民族壓迫下的痛苦，以及爭取民族獨立的願望。

解放前，關於中國近代史的著作，也有反愛國主義的。

例如蔣廷黻，曾任過大學教授，當過國民黨的外交官。他著有《中國近代史》、《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

他講鴉片戰爭，是貶低林則徐而稱頌琦善的。

他說林則徐是完全不可取的，而琦善是近代中國最早的最好的外交家。他的這種觀點在非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界中也很少有人贊同。他的立場是反愛國主義的。

解放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近代史方面，努力對中國半殖民地社會的狀況作出科學分析，把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民族呻吟，提高到理性認識，闡明中國爭取民主進步和爭取獨立鬥爭的一致性，批判喪失民族自尊心的反愛國主義論調。在愛國主義主題上，馬克思主義者同一切愛國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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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家站在一起。

現在，透過學習中國歷史，在人民中間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仍然是一個重要的任務。中國古代史研究者，也要擔負起這個任務。

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者，更應該重視這個任務。

中國近代史可以使人們深刻地認識中國的獨立自主的地位來之不易，使人們對於中國人民的力量增強信心，使人們懂得，中國人決不能閉關自守，妄自尊大，但必須要有充分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要能夠負起愛國主義教育任務也不那麼容易。

簡單地重複解放前和解放後初期的著作是不行的，當然更不能靠標語口號式的結論，這裡也需要有深入的科學研究。

去年有的雜誌發表文章，討論１９世紀末年美國提出的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問題，這是有意義的。我們對過去帝國主義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需要有深入的科學的研究，不但由此認識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中國的政策和策略，而且從這裡看出過去帝國主義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和我們今天實行的開放政策的本質區別，也可以看到我們實行開放政策，有些什麼事情應該注意。把這類問題提到科學研究的水平上來是必要的。

四

在中國近代史方面，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成果，他們的得與失，很需要進行認真的，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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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光掠影的總結。這項工作，我們還做得很少、很差。

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雖然在整體上達到了正確的結論，但在個別問題上也有錯誤，並且從科學的要求來說，對於正確的結論也沒有充分展開研究。我們的研究工作過去在“左”

的思潮影響下出現某些偏向和錯誤，加以糾正是完全必要的。不少錯誤是由於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學習得不好，運用得不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