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例如，關於太平天國政權的性質。有的同志說，這是個封建主義的政權。有的同志說，這是個農民革命的政權。這也是企圖對太平天國得出一個本質的認識。當我們得出了這樣一個認識，如果這個認識是正確的，是否可以說，已經完成了歷史的科學研究的任務？我想，這仍然只是做了歷史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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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的開始的一步工作，雖然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系統的科學的歷史研究還遠沒有完成。

為什麼這樣說呢？這是因為，所謂找到歷史發展的規律性，看出歷史發展中的本質的東西，就是從複雜多樣的歷史現象中得出一個概括的認識。如果這種認識的確反映了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反映了隱藏在眾多的現象後面的本質，那就是正確的；但它並沒有把歷史現象的一切複雜性、多樣性全部反映出來。這種概括的認識表現為抽象的概念，而實際存在的具體歷史現象卻複雜得多，豐富得多。舉例來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歷史時期，中國人民一貫進行的是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這個結論當然是正確的，但是鬥爭的具體情況是極端複雜的。在無產階級革命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以前，鬥爭有時主要是反帝，有時主要是反封建，有時有某種程度的自覺，而很多是不自覺的，有的甚至表現為低階的歪曲的形態。在有了無產階級領導時，也還經過不充分自覺到充分自覺的過程，有時還因犯了錯誤而受到挫折和失敗，而且在各個不同階段分別著重反對某一個敵人，並不是平均用力地反對一切國內外敵人。總之，雖然從總體來說，從本質上看，一貫地是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但實際現象決不是這一句話就說完了的。

歷史研究的物件是在歷史舞臺上的許多個人、社會集團、階級的活動，是各種具體的社會歷史現象。抽象的、規律性的概括認識之所以必要，是因為有了這種認識才不至於陷入紛歧錯雜的歷史現象的海洋中，無法認識和理解這些現象，無法駕馭所遇到的一切史料。但是，我們的研究目的畢竟不在於只是得出某些抽象的概念，而是要以這些概念（如果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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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是科學的概念）為線索，使紛歧錯雜的歷史現象井然有序地展現出來。因此，在我們的歷史研究中，既要從具體現象中得出規律性的認識——這是第一步；又要把這種認識再回到具體的歷史現象，回到在歷史舞臺上具體的人和事上——加以說明，這是更重要的一步。

在這裡還可以說一下，我們從具體的歷史現象中得出的某個規律性的結論，究竟正確不正確，怎樣能夠得到檢驗呢？

列寧曾告誡說：“社會生活現象極端複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

（《列寧選集》第二卷，７２３頁）

如果我們是從個別材料中得出一個結論，又用這結論來說明這些材料，那當然毫無意義。我們應當儘可能掌握具有全域性性的材料，從中得出結論，並且帶著這個結論回到廣泛的具體的歷史場景中去，不但不迴避，而且要敢於面對那些看起來和自己的結論不相適應的具體現象。如果這個結論能夠貫穿一切，把一切有關的歷史現象都說明清楚，那麼這個結論是站得住腳的；如果這個結論不足以說明一切有關的歷史現象，就要加以修正和補充。這可以說是以實踐來檢驗真理的一種形式。對於已往的歷史的認識是否正確，當然不可能用現在的實踐來證明（雖然有時可以參考）

，而主要是用已往的歷史實踐來證明。在這裡，所謂實踐，就是具體的社會活動，具體的歷史事實。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應該經得起一切有關的社會歷史現象的檢驗。

如果我們對某一段歷史確已取得了科學的認識，能夠以此為線索，把有關的具體的個人、社會集團、階級的活動如實地展現出來，把本質隱藏在其內的歷史現象的複雜性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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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性如實地展現出來，那麼，我們對這段歷史的科學研究就做得比較充分了。

只羅列材料而沒有觀點的情形，或者只提出抽象的概念而不談具體的人和事的情形，在我們的歷史著作中，一般說來是沒有的。但是，至少在一些教科書式的著作中，確有這樣的毛病：列舉了一些歷史的現象，然後得出若干所謂經驗教訓。這些經驗教訓往往是人所共知的，而舉出的歷史材料也好像是為了證明其結論而故意挑選出來的，使人感到觀點與材料並不是水乳交融。應當按照歷史發展本身的邏輯，對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