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E雜誌上說，有個從非洲逃出來的世界級名模，也是一米八一，一百零六斤。雜誌上沒提，那個姑娘胸有多大，我無從比較。我想，一米八一，一百零六斤，胸能有多大？我一口氣能做三十個雙槓挺身，胸肌發達，要是名模的乳房不比我胸肌大許多，我也可以號稱名模身材了。

因為仁和醫學院的預科要和B大生物系的一起上，所以，我們要和B大一起軍訓。我問我老媽。“為什麼B大和復旦要去軍訓啊？”

“因為去年夏天那場暴亂。”我老媽說。

“那跟我沒關係啊，我當時才上高二。”

在這件事兒上，我當時簡直是模範。八九年五月底的一個下午，全學校的狗屁孩子都被校門外的大學生隊伍招呼到街上去了，男女雜處浩浩蕩蕩昂首挺胸急切地衝向天安門，彷彿在天黑前趕到就會被寫入幾百年後編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通史》。我怕走長路，而且天也陰了，悶悶的，蝙蝠和燕子低飛，要下雨。要是去天安門，身上沒帶傢伙，劉京偉怕被白虎莊中學的仇家圍起來打，張國棟下了學要去找他女朋友看一個叫霹靂舞的電影（除了張國棟自己，沒人認為那個女孩兒是他女朋友，包括女孩兒自己），我說，傻屄呀，馬上要下雨了，桑保疆說，那好，咱們打牌吧，三扣一，不賭脫衣服了，劉京偉，你長得跟牲口似的，看了會做噩夢的，看了你的玩意兒我都不好意思拿出自己的玩意兒撒尿哦。秋水，你長得跟手風琴似的，沒什麼可看的。咱們賭真錢，人民幣，但是衣服可以換成錢，不論大小，一件當五毛。生物課老師夾著講義來上課，教室裡只有我們四個人。我們圍坐兩張課桌對拼成的牌桌，我和劉京偉平平，張國棟輸了，桑保疆贏大了，桑保疆正吵吵，再贏下去，張國棟就有藉口當掉褲頭，光著屁股見他的姑娘了。生物課老師說，你們為什麼打牌啊？我說，其他人都去遊行了。生物課老師說，別人遊行，你們也不要打牌啊？我說，那，我們也遊行去？桑保疆說，那，我們不打牌了，我們打麻將吧。張國棟說，那，老師您上課吧。劉京偉說，你愣著幹什麼，快講課啊，課本翻到多少頁啊，女的和桑保疆到底有什麼不同啊。生物課老師沒說話，放下生物進化時間表的教學掛圖，湊過來看我們打牌。窗外，黑雲就掛在楊樹梢兒上，街上亂糟糟的人群以更快的速度向天安門廣場移動，彷彿天安門廣場有避雨的地方。我瞄了一眼，那張生物進化時間表上是這樣描述的：“四十五億年前，地球形成。十五億年前，出現最古老的真核細胞生物。一百萬年前，新生代，人類繁盛。”街上忽然一陣風，雨點忽然砸下來，濺起地上的塵土。

“沒關係也是有關係。知道不，人民的政權，就是有權對人民做一切事情，人民就是自己人，自己人必須聽安排，自己人怎麼都好安排。”我老媽說。

“哦。但是為什麼只選我們和復旦兩所學校啊？不公平。”我的理科生天性改不了。

“人民的政權講究組織決定，強制執行，公平不公平取決於你看問題的角度。只有你們這兩所大學享受這麼好的教學設施，國家財政撥款和國家給的名氣，公平嗎？我沒遇見你爸的時候比你現在聰明多了，但是舊社會沒有給我上學的權利，公平嗎？要是我上了大學，我能當部長，比你還牛屄。”我老媽被我長期的提問訓練出來了，基本能應付自如。

“那，一年軍訓有用嗎？一年之後，腦子就明白了，不上街了？如果這是標準，我現在就不上街了。”

“再給你講一條，最後一條，人民的政權講究先做再看效果，效果不好，不是組織的決定做錯了，是沒有做好。組織決定要做的事情都是正確的，即使有失誤，也是正確的，也是前進中的問題，以後調整一下就好了。”

“你為什麼讓我學醫啊？”

“養兒防老。我本來想生四個孩子，一個當售貨員，一個當司機，一個當醫生，一個當廠長。這樣，生活不愁。你姐姐當售貨員，不用油票和糧票，不用排隊，也能買到花生油和糧食。你哥當司機，你當大夫，我和你爸有了病，你哥就開車接了我們，到你的醫院去看病，不用擠，不用掛號，不用花錢。你的弟弟當廠長，廠長有權分房子。結果只生了你們三個，而且你哥和你姐都沒有出息，不上進，不聽組織決定，不按照我給他們設計的軌跡成長。就剩你了，你當然要當醫生。”

“生四個最好了，可以不拉別人家的小孩兒也能湊夠一桌打牌了。我哥不當司機，你也有車坐啊，他買了一個車。我不當醫生，我將來開個醫院給你住，給我爸住，進什麼科，你們隨便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