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以為中國人都是沒頭腦和不高興呢。中國人真跟他們抖起機靈一人能涮他們一筐。”

“方言你過來。”於觀站在一邊叫我。他正和一個小瘦子說話兒，小瘦子一邊說話一邊用手在牛仔褲上擦摸。他又髒又年輕，大概是個頹廢的詩人兼手淫犯。

“他拿了份什麼請願書叫咱們簽名。”於觀遞給我一張皺巴巴的紙，那紙好象被尿過又陰乾似的，發出一股騷味兒。

“是這樣，”小瘦子十分緊張又裝得挺坦然地說，“我們想趁政府正亂的時候跟他們多要點人權。好多人都簽了，大尾巴狼一個沒拉。”

“不籤！”我把紙摔回小瘦子懷裡，惡聲惡氣地說，“管你們那麼多閒事呢！少拉著我們犯錯誤，我們這點人權夠用了，多了還不會使呢！”

“你們就是鼓吹‘全盤西化’那幫吧？”楊重說，“回去告訴你們頭兒，小諸葛亮脫褲衩——裝明‘燈兒’！都想試巴著給中國指道兒，我們還哪兒都不去了！”

“什麼東西？罵兩句共產黨就成英雄了。明告訴你們，今天的高家莊不是從前的高家莊，就是怎麼也輪不著你們坐莊。”

“他媽的！”我們罵走小瘦子，仍舊憤憤不己，“真是國難之時，妖孽四起，各種假龍天子都出世了。”

我們走到丁小魯身邊，看著她對面和她交談的那個彬彬有禮的婦女問：

“你這個朋友是幹嗎的？”

“日本人。”丁小魯忙給我們介紹，“日本記者。”

“日本人？”我們上下打量著這位婦女，“日本哪兒的？”

“北海道的。”日本婦女忙鞠躬遞名片，“初次見面，請多關照。”

“初次見面？不對吧？”我說，“沒侵略過中國麼？”

“噢，沒有沒有。一是那時我還小，二是前日本陸軍中沒有女子戰鬥隊。”

“沒有嗎？噢，好象是沒有——那也不能就因此認為自己沒責任了！”我聲色俱歷地說，“也應該好好反省。”

“你別這樣。”丁小魯說我，“你這是幹嗎？人家慶子是親華人士。”

“是麼？你是親華的？”

“是的。”日本婦女慌亂地點頭。

“親華的就算啦，本來我是準備打到日本，製造一次東京大屠殺，搞點國際性新聞。罷罷罷。”

“你是日本記者，我跟你反映一情況。”楊重說。

“請講，請講。”日本婦女連連哈腰。

“我買了一臺先鋒音響，沒有幾天壞了，你是不是跟日本報紙上登報批評一下廠家？太不負責了嘛，日本貨還出質量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