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到至正三年擔任中書省參知政事、左丞長達八年，對元朝制度應該說是瞭如指掌。他所說的“遵成憲以治所屬”及“報可而後行”，顯然與“便宜行事”相左。而且，基本反映了迄許氏任宰執時朝廷對行省的職權規定。換言之，迄許有壬擔任宰執的順帝朝前期，大多數行省官並不能“便宜行事”，只能“遵成憲以治所屬”，“中書報可而後行”。

至正十一年，情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一年，韓山童等領導的紅巾軍起義爆發，元統治者不得不對行省官的權力作出重要的調整。王褘《送申巡檢之官序》臼：“至正十一年，海內多故，天子命勳舊大臣行中書省以鎮外服，且以為去朝廷遠，事有機速，不可律於常制，稟命而行。凡軍旅、錢糧、銓選之事，一聽其便宜行之。蓋今行中書，其位尊任重，視古方岳”。據此，“稟命而行”是至正十一年以前行省官的“常制”；“凡軍旅、錢糧、銓選之事，一聽其便宜行之”，乃是至正十一年後為鎮壓紅巾軍起義的非常之制。當時，擁有便宜行事權的行省長官，可以“承製”自行委任行省參知政事、都轉運使等三品以上要職。明初人所云元行省權重之弊，很可能是針對至正十一年行省官普遍擁有的便宜行事權而言的。據《元史？順帝本紀》，至正十一年以後獲得便宜行事之權的行省官有：江西行省左丞相亦鄰直班、淮南行省平章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