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廳前有一顆碩大的黃榆樹，枝杆硬朗，濃葉婆娑，可供好幾十人乘涼清談，四川人叫“擺龍門陣”。家屬們各自端張小板凳，在日影裡、月影里納鞋底織毛衣。孩子們則分頭尋了適意的樹杆樹根坐了，誠心誠意地為自己或為朋友，爭先恐後描繪就義的藍圖偶爾為父輩走過時聽了，儘管他們人人都有一章刀頭舔血的歷史，也不禁為兒女們這種狂熱的赴死精神皺眉。倒是沒人干涉。也許父輩們覺得：孩子們說說而已，反正死不了。聚在一堆探討一下死亡的方式，總比小傢伙們劈了樹丫做彈弓，列了陣對射安全得多。嘿，誰知道這些老軍人想什麼呢！

有個週末，照部隊慣例，操場上放起露天電影來。是個蘇聯片。我記得是黑白的，片名卻記不清了——反正，不是叫《真正的人》就是叫《無腳飛將軍》。

故事很簡單——那年頭，似乎一切都很簡單——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架蘇聯飛機被德寇擊中，飛行員棄機跳傘，雙腳受傷。他在森林裡爬行了好多天，靠吃螞蟻卵，在冰天雪地中活了下來。遇救時，雙腳已壞死。醫生將它們齊膝截去。克服種種困難後，他居然帶著兩支假腳，再度登機，激戰藍天。

看完這個電影之後，黃桶樹下，話題驟變：孩子們一致認定，漂漂亮亮地活著，比轟轟烈烈地死去，更令人心傾神往！於是，便想方設法，要仿效那無畏無懼的無腳飛將軍。

如何仿效？參軍麼？雖然我們年齡不齊，但參參差差，人人都缺了不同的一段；截肢麼，不知何時何日才盼得如此機遇。“走！”也不知是誰憋急了，振臂一呼，“到林子裡練爬去！”

一幫孩子便開始練爬，或往竹林或往蕉林，爬得個個都滿臉傷，滿身髒，越是艱難，便越是崇拜那位蘇聯英雄，越是五體投地向前進，一面拼命想象著自己的雙腳早已壞死。

那段時間，軍營裡的日子正常的不正常了：沒人偷筲箕支麻雀，沒人堵煙囪，甚至對任何一塊窗玻璃，都沒人有雅興去射穿

每天傍晚，大門哨卡就會有一番熱鬧：放學的，背了書包急急往那兒趕；學齡前的，立在那兒拉長脖子往盤山道上望。待兩撥人一會合，“嗚啦！”一喊，幾十只腳，相跟相隨，追命般練爬去了。

那些練爬的日子，可忙煞了家屬。天未擦黑，從食堂打回飯來，她們便走出戶外，扯了嗓子，有板有調地喚著各家兒郎的名字，長長地，悠悠地，一聲一聲，歌似地往林子裡遞去

終於被喚回家的未來無腳飛將軍們，立即卸甲沖澡，然後立著，一聲不吭。這時，家屬們各自拿出棉籤、小瓶兒，（不外是些酒精、紅汞、紫藥水，她們結了隊去醫療室討來的。）開始橫一道豎一道地往孩子身上塗。飯後，把未來無腳飛將軍的泥衣泥褲扔進一個直徑1米的大木盆，架塊搓衣板進去，開始一邊嘮叨一邊洗。天天這樣。

我從不參加練爬。這比爸爸要求我的要容易多了。我相信，如爸爸要求的那樣：只要一隻耗子能活的地方，我就能活。與其練爬，不如尋條菜蟲餵我那4穴黃絲小螞蟻。

為了黃絲小螞蟻，我平生第一次跟人打架，且大打出手，兩敗俱傷。原因就出在無腳飛將軍身上。

終於有一天，所有練爬的孩子都已確信自己能在森林爬行三日。練爬運動勝利結束。孩子們深感成功，又頓覺失落。

幾天後，又一位崇拜者想出個學英雄的新招：吃蟻卵。

大家很快便尋得些破碗殘碟斷碼釘，相邀相約翻蟻穴，見天功夫，就將個大院弄得坑坑窪窪起來。

我趕緊回家問爸爸：“如果一隻耗子為了活命，會不會吃螞蟻的蛋？”

爸想也不想，就說：“會的。咦，你問這幹什麼？”我說：“不幹什麼，問一下。”就跑了。按照孩子們不成文的規矩，誰將事情洩露給大人，就是“叛徒”，叛徒將失去所有的小朋友。我決定參加吃蟻卵的壯舉。

在電影裡，出現過兩次無腳飛將軍吃蟻卵的鏡頭。我們當然決定每人吃兩窩。

第一個螞蟻窩被翻出來了，歡聲過後，立即啞然：太噁心了，那些卵！成千上萬的小蛋蛋，密麻麻，慘白一堆壘著，一群螞蟻慌慌張張，散去聚來，各自盡力叨起一隻卵逃掉

我直覺心頭髮怵。看看別的孩子，有人打寒顫，有人連臉上都起了雞皮疙瘩。然而，對蘇聯英雄的崇拜畢竟使孩子們勇敢起來。劉團長的兒子，一個三年級小學生，咬著牙關，沉沉發誓道：“老子絕不臨陣逃脫！”便一手抄起那堆白東西，連泥，連幾隻螞蟻，一併憤怒地傾進嘴裡，